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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兵”侯德健重庆唱红:想音乐了 隐居十多年 |
| www.sinoca.com 2011-06-29 南都周刊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符号
据侯德健说，东方歌舞团当时还给他开了份工资，每个月250元。他非常谨慎，没有领过一分钱。“我不给他们干活，不代表他们表演，所以这个钱我不拿。如果拿了钱，我非常清楚，我得为你做什么。”
侯德健努力避免成为符号。他试图以拒领工资这样一个小小的举措，与此岸的体制保持一点距离。事后看来，他很有先见之明，一年半后即1984年底，侯德健与东方歌舞团闹崩，他在大陆受到的统战礼遇、他和官方的蜜月期也到此为止。
这一年侯德健出走广东，与安哥、孙冕等人的友谊即在此时结下。东方歌舞团卡住他的档案，广东这里就无法接受，侯德健一时成了黑户，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相当麻烦的。但在安哥的印象里，他从来没看过侯德健流露过任何忧愁和不快。他认识侯德健的时候后者二十七八岁，瘦得跟猴一样，一脸嚣张，正在大放厥词：
“三十岁之后还有什活头，人都废了，还剩这两年，大家抓紧时间干吧！”
安哥当时三十过半，听了这话差点一口气抽不上来。侯德健还拍着他肩膀，当他是同龄人。
“侯德健是那种最好的朋友，他不会伤害任何人―可能除了女朋友。”安哥笑着说。侯德健是极度聪明的，“一会儿一个点子”，他帮安哥策划个人摄影展，这在当年根本没人办，“还帮我写策展词，拿张纸片，刷刷刷十五分钟就写好了”。侯德健也是慷慨的朋友，饭局上沈宏非夸他的手表好看，他说拿去拿去，谁夸他的琴好使，他也说拿去拿去，“从来不会记自己给谁送过什么。”程琳和侯德健当时生活在一起，在安哥和一帮朋友看来，两人并不合适。程琳文化程度只有小学，做事很绝，有时让侯德健的一帮朋友都觉得下不了台。侯德健送出去的琴，据说后来多半被程琳挨家挨户敲门又收回去了。
用今天的话说，侯德健几乎带来了“先进文化”。他的英文和中文底子都相当好，在北京时，他每周都往杨宪益、戴乃迭家的“二流堂”跑，座上客还有黄苗子、丁聪、唐瑜等人。所谓二流，就是不正经，二十七岁的侯德健和七十岁的杨宪益气味相投异常，杨宪益说什么这个小青年都能接上，两人并列为二流堂两大话痨。
对于中国流行音乐而言，侯德健是真正的开门人。北京的摇滚乐手最早正是从他家的地下车库里听到了侯从香港带来的数百盘西方摇滚专辑，从侯德健这里学习了电子合成器的用法、真正流行音乐的编曲理念、演奏方法以及录音技术。
然而，随着1990年侯德健的二度出走―这一次是离开大陆，他在音乐上的启蒙意义几乎被遗忘了。他走的时候留下的是难以解读的背影，一段虚与委蛇的历史，以及辗转于海峡两岸的反复。这令他难以成为一个纯粹的偶像，一个立场坚定的启蒙导师。以至于如乐评人李皖所说，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人们回顾流行音乐史的时候，已然“习惯性地把罗大佑视为台湾流行音乐的开启人，将《之乎者也》视为台湾流行音乐的第一张重量之作，以为流行音乐的文化关怀、社会良心、抗议、评判、反省和思考，都是从罗大佑开始的”。
如果可以离开那面太简单也太易变形的历史的哈哈镜，或许能见侯德健这颗敏感而矛盾的心。在李皖看来，侯德健的作品中分量高过《龙的传人》的有太多，比如收于他在大陆做的第一张专辑《新鞋子旧鞋子》里的《龙的传人续篇》。这是一首壮美无比的歌，两支芦笙交织出忧患的、悲凉的沉思，沉思的人被笼罩在巨大的命运之下。
“不同于《龙的传人》的中国主题，《续篇》虽然仍关注这篇土地，却远远超越了民族的主旨，我把它看做是对命运的追索。”李皖说。这首歌不曾大红大紫，或许是它出现得太早，或许是它的曲式太复杂，或许正因为它过于开阔的视野反而不能再引起中国人的共鸣。总之，这首歌，如同1990年之后的侯德健，被干净地遗忘了。
客人
1990年，侯德健由一条渔船载回台湾。上岸的时候他双手举过头，表明偷渡身份。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大陆的时候，和台湾其实也有过联系。当时国民党文工会主席周应龙就跟我说，他觉得我和台湾关系很尴尬，我要是回去，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好。”这样的态度，似乎仍是责备中带一点无奈，好像侯德健只是一个因为不懂规矩而闯祸的孩子。
再回台湾，侯德健却明确地感觉到了不受欢迎，包括罗大佑在《东方日报》公开向其开骂，视他为政治上的摇摆者、首鼠两端的风派人物。
“我当时感到很伤心。”二十年后，侯德健这么说。
1993年他去了新西兰。一开始靠种菜、教书为生，日子过得散淡自在。之后逐渐介入澳洲的电影业。其实在台湾的时候，侯德健就担当过制片人，找年轻导演余为彦拍了部叫《月光少年》的片子，居然拿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台湾政府奖励了100万。在新西兰，他成立了工作室，专门帮美国大片做特效。他是技术迷，“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就捣鼓线性编程，自己冲印胶片，现在影视技术改为非线编，对我来说只会更简单。”
在老友安哥看来，侯德健的缺点是“太聪明”。“站得太高，看得太远，反而对自己周遭的危险不觉察，缺乏人情世故方面的基本感觉。”侯德健在新西兰的时候，他们仍有电话联系，安哥知道侯德健做电影了，结婚了，研究《易经》了，唯独不知道侯德健病了。
去年12月的巫山红叶节是安哥和侯德健一起去的。1988年他们就一起来过，当时还有侯德健的老父，从刚“解禁”的台湾跑回来，父子俩给乡亲捐了不少钱，资助了一群年轻人出门学开车、进工厂。侯德健对巫山感情很深，每次回来都很自在的。而这次演出，他在台上唱他唱过无数遍的《龙的传人》时，安哥却在台下发现他打冷战、非常紧张、满头大汗。
事后侯德健告诉安哥，他的抑郁症发作了。“没有及时吃药。”他解释的病因是，前几年身体不好，吃很多药，有些药不该吃，引发了抑郁。
此刻侯德健坐在沙发上，他看上去放松，平和，对于抛来的任何问题，都愿意回以足够的坦诚。“其实在新西兰的时候，我一直没有想通。我觉得我说的是真话，但不被人相信。人们不管你是真话还是谎言。这成了我的心结。小时候我是基督徒，因为我外公就是。后来这段时间，我感觉我需要帮助，但是基督教没能帮上我。我又往佛教里找，还是没找到。后来我读司马迁的《史记》，他写道文王拘而演《周易》。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有了困惑都是要到《周易》里找答案的。我就开始研究《周易》了。外面传说我在搞算命，还说我成功预测了2000年国民党输掉台湾‘大选’和9・21地震，其实我没测准的也有很多，大家不关心罢了。对我来说，《易经》只是方法，我在学习通过它来解惑罢了。”
侯德健说他始终是个客人，这话并非矫情。“小时候，父亲告诉我我是四川巫山人，但我生在台湾。在眷村，我说自己是台湾人，同伴们说你明明是外省人。来了大陆，你们说我是台胞。等再回台湾，我成了大陆偷渡客。现在我又回来了，拿的是新西兰护照，大家叫我华侨。”侯德健语气畅快地背出这一段，仿佛在为今天的聊天作结。
确实，他的人生，就如他的身份一样，斑驳复杂，难以一言以括。无论如何，听过他音乐的人都会不吝给出最高评价，如李皖所说：这个很少照搬西式民谣和摇滚语汇的人，他在中国音乐运用上的雄辩和彻底，他的我行我素独来独往，从不讨好任何类型的观众也从未进入过商业―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位听者的想象。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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