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他喜欢高尔夫，而去重庆则是为了做一个新游戏――Live House。
台湾音乐人侯德健，代表作《龙的传人》。
红歌
不止一个人问侯德健跑去重庆到底是干啥了。问的人大多都预备好了答案：“老侯，怎么跑去红都唱红歌了？”
2006年，侯德健从新西兰回国。自他1990年离开大陆再未踏足，十六年倏忽而过。老友安哥在广州见到他，惊呼：小侯，你肚子怎么这么大了！“当年走的时候，侯德健才三十出头，还很瘦，人称猴子。我总以为他应该还是那个样。”安哥忘了一个事实：时间的斧琢同样发生在了他这位年轻的朋友身上，“原来小侯也五十岁了。”
侯德健坐在家中宽大的沙发上，给我们斟了茶。茶几前头的地板上，摆着一套他的高尔夫球具，他说以此来减肚子。“比起最胖的时候已经瘦了一大圈了。”他指着自己的腹部比画。他号称是游戏爱好者，人生的动力便在于“扫除障碍、击中目标，从而获得游戏快感”。高尔夫是他这几年喜欢的游戏，而去重庆则是为了做一个新游戏。
这个游戏名叫音乐现场。想法诞生于他回国后不久，和安哥、孙冕等一群老朋友在珠江边的一个仓库玩。“那个仓库很高，很大，声效非常有趣。我就想把它改造成一个Live House，应该很不错。”
侯德健说他这是“想音乐了”。新西兰十余载，住在奥克兰，城市像农村，每天就是种菜放羊，“香菜种到七八十公分高，简直畸形，羊养得特别肥”。他在那里没写过一首歌，“写给谁听呢？真正是对牛谈琴。”如今甫一回华人社会，他便手痒，“还是想唱歌，不只是唱歌，想搞音乐，把现场给做起来。”
做Live House的想法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时，侯德健凭借《龙的传人》、《归去来兮》等一批歌曲爆红台岛，“红到没对手，年底的金曲排行榜里三首中有两首是我的。”作曲唱歌的游戏算是玩到头了，他便想着做现场，要即兴，要互动，灵感来自于纽约东村酒吧里的爵士演出，以及诸如Michael Jackson等偶像巨星的演唱会，他觉得这样的现场才是音乐传递自由精神和作为交流工具本质的实现。很快他就做了两个演出吧，一个叫Ideal House，一个叫稻草人，胡德夫、杨祖、后来飞碟唱片的老板吴楚楚等都在里头唱过歌。侯德健希图以此来打破台湾流行音乐仅靠宣传和排行榜一统天下的呆板面目。
上世纪80年代初，侯德健从台湾突然出走，投奔大陆，人生轨迹从此不同。Live House大计搁浅。
孙冕、安哥都支持侯德健的旧梦重圆。他们先是在广州找地方，看了好多剧院、仓库，各有各的问题。
侯德健说落户重庆纯属偶然。2010年12月，他的老家重庆巫山县搞红叶节，邀请侯德健前往高歌一曲《龙的传人》以撑场面。这次巫山行，侯德健结识了重庆南岸区区委书记夏泽良，后者正身负招商引资重任。南岸区有条南滨路，沿着长江，已被打造成了高级餐饮一条街，夏泽良头疼的问题是这里一过晚上九点就成了空城，客人们吃完晚饭便翩然而去。侯德健想做音乐现场的计划，和夏泽良试图把南滨路从“晚间三小时经济圈”延长为“夜生活六小时经济圈”的想法不谋而合。重庆方面很快拍板，为侯德健的项目打开绿色通道，还纳入了南岸区2011年精品工程。
南滨路上给了侯德健一块地，“我们找合作商买下来，然后自己建符合我们需要的剧场”。至于演出类型，他打算先请蔡琴、齐豫、胡德夫这些华语老将，也会请来自欧美的一流表演乐队及佛得角、哥伦比亚等地的世界音乐前来驻唱。
“真不是去唱红歌的。”侯德健说他已经解释了十几遍，“重庆对我们演什么从来没作要求，唯一一个建议是希望我们能命名为龙的传人・音乐现场，让人知道是我做的就行了。”
“符号化的解读，人们喜欢这么搞。因为贴标签最简单了。重庆是红都，去的人都是红人，做的事都是红事，这太简单了！”他放下茶杯，看上去颇为困惑，“说实话，我都是看电视才听说重庆处处唱红歌，我自己在那里都没听到。到底是在哪儿唱的？”
那么，《龙的传人》是一首红歌吗？在去年末的巫山红叶节，以及今年“五一”在鸟巢举办的滚石30年演唱会上，最后一刻才拿到批文登台的侯德健，都毫无悬念地选择了唱这首歌。他曾经去国十六年，和这个国家断了一切联系。唯独这首歌，始终被视作寄予着强烈民族情感的宣言和恋曲，流传在这片土地上。
侯德健说，你可以把《龙的传人》看成一首红歌，但它想说的一定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祸头子
在侯德健看来，《龙的传人》本该是一首哀伤的歌，而不该如它的初唱者李建复那样以雄壮、激昂的方式演绎，“它根本不是一首进行曲”。
写《龙的传人》的复杂情愫，来自于1978年12月美国与台湾断交的那个早晨。在台湾政治大学念书的侯德健被室友推醒，他看到的是一张张义愤填膺的脸。有的同学还哭了，说我们被美国出卖了、抛弃了。
22岁的侯德健自认为无法加入这群同龄人的幼稚。成长过程中，侯德健深受其外祖父罗秉谦的影响。罗秉谦曾是飞行员，国民党命其轰炸延安时，他把炸弹全部扔在了秦岭上。他笃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从小告诫外孙，民族民生民主，民族排最前，一个民族内部自己搞分裂，在老人看来不可原谅。
侯德健一方面觉得以岛为国的“爱国”主义非常狭隘，但更让他厌恶的其实是台湾当时尚充斥着的对威权统治的膜拜。他回忆了一件事：
“上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每场电影正片放映前，都会出现蒋介石一副民族救星姿态在阅兵台上挥手的短片，全场观众则必须随之起立唱‘国歌’，并高呼老蒋万岁。有一次在梅花戏院大家起立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再也不想忍受这样被愚弄，就一屁股坐了下去。这本来只是我个人一场小小的行为艺术，但屁股还没坐稳，脑袋便被后排观众狠狠一拳重击。我回头一看，打我的是个跟我年龄相仿、看上去也受过高等教育的男生。看着对方一脸忠君爱国而不自知的糗样，我差点和他打起来。”
侯德健后来自称“祸头子”，这是句北京土话，用来指那些调皮捣蛋、无法无天，还不知改悔的人。十年后，台湾“解禁”。身在大陆的侯德健想起了这件事，仍会忍不住地想：不知那个男生是不是还觉得对威权的崇拜是天经地义的事？不知他有没有懂得别人也有不崇拜的权利？
台美断交的上午，侯德健花半小时写下了《龙的传人》。“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四面楚歌是奴才的剑”，他的原意是直指近代以降的民族伤痛，奴才二字尤为刺眼，这是侯德健的一贯观点―因为先有了情愿做奴才的人，才出现了统治奴才的主子。时值台湾校园民歌运动的高潮，侯德健此前已以《捉泥鳅》、《归去来兮》等歌出名，《龙的传人》很快被新格唱片公司看好，并交由李建复以进行曲方式演唱，随即风靡。十天后，《联合报》刊出歌词全文，国民党政府亦开始大力推广这首“轰轰烈烈的爱国歌曲”。
这让侯德健深感荒诞。紧接着，是时任新闻局代局长的宋楚瑜以“龙的传人”为题演讲，并亲自改动歌词，希望加上“庄敬自强”等国民党口号。侯德健拒绝了，还劝宋楚瑜说如果想表达自己的想法，不如自己写首歌。
1983年侯德健来到大陆。当时台湾尚未“解禁”，侯德健此举被视为“叛逃”。到底何故来大陆？侯德健一直以来给出的官方回答是，他在泰国北部难民营目睹了华侨的凄凉绝境，为台湾政府不愿出手营救而愤怒，遂寄信心于大陆。而如今再次言及此事，55岁的侯德健神秘一笑：“告诉你，我当时对大陆一无所知。就知道这是唯一不让我来的地方，所以我就偏要来。”
作为勇闯禁区的台胞先驱，侯德健在大陆受到了“统战待遇”的欢迎。他被安排在文化部直属的东方歌舞团，这是当时最时髦的歌舞团，拥有程琳、郑绪岚等流行歌手，舞蹈比起其他的正统团队也要洋气得多。侯德健主要负责写歌，他给程琳制作的专辑《新鞋子旧鞋子》一炮而红，卖了两百多万张，每张他可以抽成一块钱。于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二十多岁的侯德健已是一个十足的百万富翁，开上了奔驰，在北京广州都买了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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