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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伟业中被历史误会的人:曾有功于国的卖国贼 |
| www.sinoca.com 2011-06-19 文史参考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反对武装保卫苏联，成立中国托派，被开除出党
1929年7月，张学良以武力从苏联人手中接管中东铁路，这便是著名的中东路事件，这一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直接促使陈独秀被开除出党。
中东铁路是沙俄为侵略中国、控制远东而在中国领土上修建的一条铁路。十月革命后，苏俄再三声明归还中东路主权，但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立即作出强烈反应，指示各国共产党要发动一个“保卫苏联”的运动，中共中央积极响应，频频发出宣言、决议和文章。陈独秀按捺不住，再次提笔，于7 月28日致信中央常委，批评中央在中东路问题上的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他还提出了新的口号：“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卖国政策或‘误国政策’”，用以代替“武装保卫苏联”，因为这个口号“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不顾及民族利益”。一个星期之后，陈独秀又致信中共中央，批评当时的左倾盲动路线。
中央严厉地斥责了他的信，于8月28日派人与陈独秀谈话，批评他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共产国际代表甚至以开除党籍予以警告，希望他与中央保持一致。陈独秀依然我行我素，表示：“我不应再为寻常组织纪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们传观我的信稿。”在此期间，陈独秀读到苏联反对派领袖托洛茨基的著作，发现托洛茨基早在大革命失败前就公开指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基本路线的指挥错误，在革命失败后又指出斯大林应当担负的责任。陈独秀如遇知己。1929年9月，他和彭述之、尹宽等人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即中国托派。当时，共产国际正在国际范围内掀起反托派斗争，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1月15日作出决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12月10日，陈独秀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对中共中央开除自己的理由逐条辩解，认为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支配，而自己因“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深深地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 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未能在党内公开，但蒋介石通过侦讯部门看到了。他认为陈是一个“真共产党员”，是最可怕的敌人，于是悬赏三万大洋，仍以“共党要犯”重点追捕。
被诬为汉奸，拒绝延安邀请
1932年10月15日晚，患病在上海休养的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在押送囚车上，他先是谈笑自若，可到了南京，却迟迟不下来。看守员大异，催问几次，发现陈独秀正呼呼大睡，后来陈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何应钦传讯他，他挥毫题赠“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传讯毕，军政部的青年军人团团围住他，向他索书纪念，他欣然应允，直到墨汁写尽方才解围。法庭上，大律师章士钊说：“他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应该从轻处理。”陈独秀说：“章律师之辩护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意见。” “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在狱中，陈独秀的生活几乎与在家中一样，起初监狱不许他看书，他绝食抗议，狱方只能默许，他在牢房里摆了两个大书架，上面堆满了经史子集。比他小29岁的夫人潘兰珍每日来探视，两人行为亲密，旁若无人。陈独秀当时除了稿费没有任何收入，在狱中开销过大，多靠友人接济。胡适凡经过南京，总要去看他，有一次因故没去，陈独秀大发脾气，胡适听说后赶去说明和道歉，并按照陈提出的书目送去书籍。
1937年，南京遭到日军轰炸，陈独秀被提前释放。蒋介石派朱家骅去游说，答应供给 10万元经费和5个国民参政会委员的名额，要他组织一个新党。陈独秀嗤之以鼻：“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第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此时，陈独秀的学生、托派分子罗汉也来到南京，请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李克农等帮助营救尚在狱中的托派分子，并重提与中共中央“合作抗日”的建议。周恩来、林伯渠、王若飞、叶剑英等都作出了热情友好的表示，在延安的毛泽东和张闻天代表中央对陈独秀等表示出欢迎的态度。 恰在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和康生由莫斯科回到延安，当讨论到是否恢复与陈独秀合作抗日的问题时，王明声色俱厉地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反对托派，不能仁慈手软，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
会后，康生即在《解放》周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诬指陈独秀等是每月领取300元津贴费的日本侦探。接着，《群众》和《新华日报》等也随声附和发表文章。许多知名人士对此困惑和不平，他们联名致信《大公报》说：“对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特此代为表白……”
陈独秀对汉奸的罪名大怒，立即致信《新华日报》，他说：“我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如果发现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实凭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否则含沙射影、血口喷人地跟着你们做啦啦队，我一生不会干这样昧良心的勾当。”自此，陈独秀将他与中共中央之间的门彻底关闭，再不开启。
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
晚年，陈独秀隐居四川江津，潜心研读，冷静思考，对于“民主”，他有了更深刻的反思。目睹斯大林残酷迫害党内外人士的暴行后，陈独秀再次发生重大思想转变，他几乎推翻了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信仰。他写道：“斯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的逻辑发展……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之最大原因；议会制度会成为过去，会成为历史残影，民主则不然也，苏维埃制若没有民主内容，仍旧是一种形式民主的代议制，甚至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
胡适给陈独秀的评价是“终身反对派”，陈对此深以为然。纵观其一生，从十六、七岁反科举，到二十多岁反清廷，再到反军阀，反孔教，反旧文学，反国民党独裁专制，再到反共产国际肆意干涉，反中共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等等，他一生从未屈服。
强烈的叛逆思想和刚烈性格，使得陈独秀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中，始终站在风口浪尖，抛出具有预见性的真知灼见，也是这种性格，使他在政治舞台上缺乏“变通”能力，不懂韬光养晦，更不会玩弄权术。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说：“ 陈独秀不讲假话，为人正直，喜怒形于色，爱说笑话，很诙谐，可是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他认为可以信任的人什么都好办, 如果不信任就不理你，不怕得罪人，办事不迁就。” 李达甚至说陈独秀“具有恶霸作风”，有一次陈独秀在看一位同志寄来的工作报告，看了最初几行就“大发牛性”，摔了两个茶碗，“我劝他看完再说，他才勉强看下去，看完后才觉得适才的动作是过火了”。工作方法的缺陷，使陈独秀的政治思想无法顺利施行，甚至造成早期党内分裂。
鲁迅是这样评价他的：“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是外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陈独秀晚年说：“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他更顽强地说：“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
1942年，贫病交困的陈独秀在孤独中去世，走完倔强坎坷的一生。
三个曾有功于国的“卖国贼”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11期 作者：韧雾 原题为：千夫所指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不仅仅是“卖国贼”
《建党伟业》中“五四运动”是承接电影三段式剧情的重要过渡，共动用980余名群众演员，将“火烧赵家楼”、血书“还我青岛”等历史事件逐一呈现，被片方称为全篇的“泪点高发期”。片中学生们游行时慷慨激昂地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针对的正是身陷“二十一条”漩涡之中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丧权辱国，臭名昭著，曹、章、陆三个“亲日派”当然难逃干系。顶着“卖国贼”这一沉重的帽子，他们做过的一些好事自然就被遗忘了。
曹汝霖：民国“头号”律师建中央医院
曹汝霖出生于上海，为家中独子，曹家书香门第，但家境并不宽裕。年轻时的曹汝霖厌倦八股文，一心想学造铁路，他执意自费去日本留学，家中无钱，双亲为了让他如愿，卖掉两亩地送他去了东京。
日本留学时，曹汝霖曾就读于东京法学院，毕业后在日本各级裁判所实习，回国后在商部任职，同时还进士馆讲授刑事诉讼法。辛亥革命后，政府成立了司法部，新定了律师条例，规定法庭诉讼可以请律师，已辞去公职的曹汝霖遂申请律师证书，居然是“第一号”，成了民国的“头号”律师。
当时很多法官都是曹汝霖的同学，为了避嫌，他也有意减少了与他们的交往。曹汝霖的事务所就开在家中，后来他接了一个死刑犯上诉案件，在他的辩护下，死刑犯得以无罪释放，从此声名远播，生意也开始门庭若市。据他自述，因此也开了风气之先：“法政学生挂牌业律师者渐多”。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于1913年委任曹汝霖为外交次长，他生平最受诟病的两件事均出自此任期内：签订“二十一条”、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五四运动”爆发当日，“火烧赵家楼”烧的就是曹汝霖的宅子。曹汝霖当时藏进两间卧室夹层的箱子里，后穿上厨役的衣服溜到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才躲过此劫，不过家产被烧，损失不少。
“五四运动”后，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下，北京政府被迫于6月10日下令罢免了曹、章、陆三人的职务。曹汝霖被免职后避居天津，他受刺激颇深，发誓不再与政治沾边。时年42岁的曹汝霖开始深居简出，不时做做慈善。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
曹汝霖向来不否认其“亲日”立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直被他视为中国发展的理想范本，不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公开表示要以 “晚节挽回前誉之失”，立誓不在日伪政权任职。12月底，日寇占领军筹组华北伪政权，他们认为最理想的领军人物是吴佩孚、靳云鹏、曹汝霖三人，一度曾把曹氏看做是总理大臣的理想人选。
吴佩孚坚决不肯干，致使日寇特务机关恼羞成怒，将其毒死，靳云鹏也坚持拒绝。日寇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非常气愤地指斥曹：“为什么我们‘皇军’来了，你不出头帮忙，你究竟作什么打算？”曹汝霖怕于己不利，接受了新民印书馆董事长、“中日恳谈会”会长等职，但并无实权。
汉奸王克敏为拉拢他，给他挂上“最高顾问”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又追加他一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不过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蒋介石当时就表示对曹的这种做法非常赞许。1945年北平肃奸时，军统局曾将伪华北政权的汉奸名单呈蒋审核，蒋特意将曹汝霖的名字剔除在外。
上世纪 20年代，由曹汝霖发起、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医院买进所需医疗器材后，尚余20万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银行作为一项固定开支，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医院经费方面都由曹汝霖筹措，冬季用煤也由他兼任董事长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供给。
他不拿薪水，所得的全部报酬就是，他到医院时，由医院给他的汽车灌满汽油。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工作达十余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日军方罢手。日军接管了协和等医院后，一些名医如钟惠澜、周华康等不愿为侵略者卖命，纷纷被中央医院网罗过来。医院的妇产科，也在此时创建，由林巧稚大夫主持。
抗战胜利后，曹汝霖辞去院长，请钟惠澜继任，他对钟说：“我本是个外行，维持了十几年，虽然没有成绩，但幸而没有大过。日本人在这里，我不能不顶着名字应付应付。现在日本人走了，还是你们几位专家多负些责任吧。”
抗日战争胜利后，曹汝霖迁居上海，先被短暂囚禁，后释放。1949年去了台湾，后去日本、美国。他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一书中仍不免为自己辩白，忆及“五四运动”时，他倒也大度感慨：“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1966年8月他病死于美国底特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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