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21日,张明敏(右)和赵忠祥在录制节目。1984年张明敏《我的中国心》顿时让内地观众觉得,原来爱国歌曲可以这样唱。如今他以红歌手的身份被纳入央视大型文艺专题片《红歌90年》中。 (CFP/图)
红歌、黄歌和绿歌
改革开放之后,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流行歌曲逐渐浮出水面,当时也有人称其为“黄色歌曲”,但不可否认,这些歌曲确实受到了广泛欢迎。
“红歌”并没有自外于开放浪潮,相反,它几乎在第一时间就毫无偏见地热烈拥抱新的艺术表现方式。1980年,海政文工团独唱演员苏小明以《军港之夜》红遍全国,争议随之而来:演员能否手持麦克风演唱,战士能否好好睡觉,都成为争议的内容。
最后经总政、海政两级领导、专家反复鉴定,同意苏小明公开演唱。当时人们对《军港之夜》的喜爱程度,丝毫不亚于外来流行歌曲。
金兆钧认为,1980年代“红歌”依然能够被大众广泛自觉传唱的原因在于,首先那些歌曲真挚动人,其次是当时人们处境类似,生活条件艰苦,内心一致充满脱贫致富的愿望。
“富民政策立竿见影,所有人都看到了摆脱贫穷的希望,所以《在希望的田野上》被众口传唱。当时中国大陆也开始流行穿西装,打领带,张明敏一唱《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大家一听心里就感慨万千。”金兆钧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红歌”开始主动切近人们的心声,从人性层面寻求共鸣。“《十五的月亮》唱出了一条朴素真理,‘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现在这句话已经成为民间熟语,夫妻之间也经常用到。”
“94新浪潮”之后,以高晓松为代表的新一代,在审美取向上彻底地告别了长辈,小资情趣堂而皇之,登堂入室。但金兆钧认为,这拨人骨子里仍然有长辈的影子:“《同桌的你》、《白桦林》这些歌曲的旋律明显带有1950年代苏联、东欧歌曲的痕迹。”
高峰《大中国》的出现,让人们赫然发现,原来歌唱祖国也可以“吊儿郎当”。有人说这太不严肃,可是老百姓喜欢,年轻人更唱得痛快。
孙楠的《红旗飘飘》唱响全国时,老“红歌”的影子已经不多了,首先歌词彻底“朦胧诗”化,“那是从旭日上采下的虹,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旋律有进行曲的色彩,但更多是流行的感觉。申奥成功后,全国三十多个省市播过来,一大半唱的是《红旗飘飘》。“倒退十年,唱的肯定是《歌唱祖国》。”金兆钧说。
流行可以“红”,摇滚也可以“红”。
金兆钧和宋小明不约而同地认为,摇滚精神与红色精神血脉相通。“以《国际歌》为例,‘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这显然就是最纯正的摇滚精神。”金兆钧说,“宏观地讲,崔健的某些歌也应该算‘红歌’,与‘94新浪潮’不同,他的歌曲带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而宋小明则认为,摇滚最能表现炮火硝烟,表现抗争的壮烈残酷,以及不畏牺牲的精神。他本想请汪峰演唱《红色绿色》,由于档期关系二人失之交臂。
宋小明旗帜鲜明地支持“红歌”流行化,原因很简单,有人唱总比没人唱好:“切・格瓦拉之所以能够成为先锋艺术家的偶像,波普主义起到了很大作用。很多人首先是从T恤上认识了格瓦拉,此后才逐渐迷上了他。”
“波普主义崇尚‘去圣化’,但这种方式更有意想不到的传承作用。我们这一代,官员往下延伸的能力,比年轻人往上延伸的能力强,只要你做得好就会获得认可。”宋小明说。
乔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也正做筹划“红歌”摇滚,至于是翻唱还是原创,现在暂不透露,以期横空出世,一鸣惊人。
对于创作者的探索,作为评论家的金兆钧认为:“推广流行歌曲没问题,推广‘红歌’也没问题,关键是不能过于厚此薄彼。一个多元化的、富裕安定的社会将不会再出现一首歌曲全国唱的盛况。美国就是如此,每个人群都有自己喜欢的歌星和作品。只有像《现代启示录》这样表现战争的电影中,才会出现瓦格纳的充满集体主义精神的雄壮音乐。”
接受采访的人都不讳言,现在“红歌”创作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随着电视晚会的兴盛,各级领导干部从亲手抓“红歌”生产开始,渐渐介入创作,比如操刀上阵,填词配乐。这样做的好处大家都看得见,比如说救了民歌。由于抛头露面的机会多,认知度高,民歌大腕出场价动辄二三十万元。弊端则是“红歌”的官本位化,不如老“红歌”那样直击大众的内心。“有一批作品,你听不出来它的诉求对象是谁。听到最后明白了,都是创作者对领导干部的诉求,这样的作品肯定不真诚。”宋小明说。
白领的烦恼,民工的压力,这些歌曲难以进入主流传播平台,宋小明力劝年轻的音乐人介入“红歌”创作:“越是‘红歌’,你的诉求对象越应该具体,不要总是泛泛地说为人民大众服务,现在人民大众已经形成很多层次,《春天里》和《香水有毒》的听众肯定没什么关系。”业余时间宋小明喜欢翻山越岭去采风。“采风,就是从习惯的空间和时间里解脱出来,以此整理你自己。你把自己整理干净,让天地浩然之气自然注入身心,那一瞬间下笔如有神。”宋小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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