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歌90年:歌儿为什么这样红 红歌是从哪里来?(图)

　　1975年7月23日，黑龙江省阿城县玉泉公社5万农民观看中国舞剧团演出的革命芭蕾舞剧《白毛女》。 （李振盛/图）

　　红歌从哪里来？

　　如果沿着中国革命史的脉络上溯，《五四纪念爱国歌》、《国耻》等“五四运动”歌曲、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倒列强》等以外国曲调重新填词的歌曲也都应该算“红歌”。

　　金兆钧之所以强调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节点意义，最重要理由在于，从那以后包括音乐在内的艺术创作完全纳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第一阶段，直接采用民歌素材，填上红色内容。比如《东方红》即是把原生态歌词“骑白马，挎洋枪”换成“东方红，太阳升”。

　　第二阶段，从民歌中吸取营养，自行创作。“比如劫夫，一边打仗一边收集当地民歌，仗打到最后满肚子都是民歌。”金兆钧说，劫夫创作的歌曲怎么听怎么熟，但绝不能指为抄袭，甚至不能指为改编，那就是深入生活、贴近大众的结果。

　　1949年之后，以劫夫等人为代表的那批音乐家得以进一步深造，纷纷留学苏联或进入国内的大专院校进修，西洋音乐手段开始大量运用。“文革”前的17年，“红歌”的创作达到了新高度。当时“红歌”其实也就是群众自发哼唱的“流行歌曲”，大致分三个类型――抗美援朝等时期诞生的、节奏鲜明的进行曲；内地民族风格的抒情歌曲；还有以雷振邦、罗念一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艺术家创作的边疆少数民族风格的歌曲。

　　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就已经采用了大合唱这种中国传统音乐形式之外的艺术手段，事实证明，中国百姓很容易理解，也很容易接受。但专业化的进一步兴盛，则还是要等到1949年之后。

　　这一演进脉络在歌剧创作上表现得特别明显。1945年创作的歌剧《白毛女》，显然借鉴了西方歌剧的框架和形式，但中国戏曲的影子依然浓重。而阎肃等人主创，1964年公演的歌剧《江姐》与《白毛女》相比已经很洋气了，整体上采用歌剧结构和大咏叹调等艺术手段。

　　直到“文革”期间，“红歌”的技术进步也没有完全停止。“文革”歌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的演唱孙家馨，曾给金兆钧讲过这首正宗花腔女高音歌曲的由来――江青亲自抓这首歌，大家开始担心被“引蛇出洞”，不敢自由创作。后来得到“必须地道”的命令才放胆运用西洋音乐手段，改了二十多版最终成型。

　　“文革”期间，文艺凋敝。金兆钧总是半开玩笑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是中国最后一首进行曲。“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那是真急眼了，不讲理了。”

　　金兆钧一直旗帜鲜明地强调，只要创作者情感是真挚的，政治性不会损害艺术性。“尤其我们这一代，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李双江的《红星照我去战斗》、《北京颂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歌曲带来的审美愉悦。”

　　乔羽的创作生涯或许是这一观点的最佳注脚――无论是1955年填词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还是1984年填词的《难忘今宵》，都已成为传唱不衰的经典。

　　乔羽之子、《红旗飘飘》的词作者乔方说，父亲之所以能创作出脍炙人口的“红歌”经典，关键在于他始终对这段历史保持着真挚的情感：“我父亲读小学中学期间，考试永远排第一。因为家里穷，考第一可以获得奖学金。他参加了革命，经历了改天换地，当然发自内心地感谢这个时代。”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