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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流产始末:周恩来过问 塑人还是塑神? |
| www.sinoca.com 2011-06-08 腾讯网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结局】影片无疾而终，原因迄今是谜
1962年2月13日，上影厂发出《给上海市电影局、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中央文化部的报告》，认为剧本已先后写了五稿，“作者已经完成了创作任务”，建议“请作者和领导授权导演，……写出分镜头本，作为拍摄的主要依据。”报告层层上递，一路绿灯。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兼电影局局长陈荒煤甚至亲自催促上影厂“赶快摄制，因友好国家都来订购影片拷贝了。”但结果是，这部举国瞩目的“历史巨片”，竟然莫名其妙地流产了。上部只留下剧本，下部最后连剧本都没有出来。
第一种解释：导演生病与人事变动
个中原因，迄今是谜。据当事人沈鹏年记载，影片的流产缘自导演生病和人事变动：
“‘但愿影片拍得快’――不仅是蓝马（李大钊扮演者）和摄制组成员的共同愿望，也是广大观众的普遍希望。可是事与愿违，正当需要导演编写《分场纲要》和《分镜头本》‘作为拍摄的依据’时，导演却长期休养了。原由副厂长兼任的第一副导演也不及过问。为山九刃，功亏一匮。摄制组‘群龙无首’，只得临时解散（时为1962年12月）。……（导演还在休养之中）也许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为这个自然规律所制约，基层领导也许束手无策，摄制人员只能眼巴巴地期待了整整一千天。……年复一年地盼到1964年，石西民却从上海调北京工作；张春桥被人看中，接替石西民走后的遗缺。从此以后，摄制《鲁迅传》的计划便完全落空（编者注：张春桥当年曾以狄克为笔名，狄克曾遭到鲁迅强烈的批驳）。”
但是，这种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沈鹏年同时也记载：
“1962年9月8日，夏衍来上海……他看到上影厂对《鲁迅传》的摄制工作按兵不动，导演分镜头本一字未写，便强调指出：‘《鲁迅传》影片，是非拍不可了。既然要拍，是否就力争在1964年上半年完成，作为建国十五周年的上映剧目。’”沈在文后注释：“夏衍的‘强调指出’，实际上是周总理的意见。”
“半年以后，1963年4月25日，周恩来给张瑞芳打了两次电话，询问《鲁迅传》和赵丹。周总理鉴于上影厂对《鲁迅传》按兵不动，问张瑞芳：‘《鲁迅传》还搞不搞啦？’张瑞芳答：‘导演陈鲤庭还在医院里。赵丹在思想里暂时把它丢开了，生产计划中今年也没有安排。’周总理说：‘也不要把它全部丢了，已经下了许多功夫。’”
先是夏衍以中央文化部副部长的身份代表周恩来过问《鲁迅传》的拍摄进度，再有周恩来以总理身份亲自询问，如此压力之下，导演无论如何得病，都已不足以成为《鲁迅传》拍摄停滞的理由，即便导演确实无力工作，副导演乃至整个剧组也是可以做一些工作的，决不至于停滞到“分镜头本一字未写”的地步。
第二种解释：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历史题材电影一律下马
另一种更为常见的解释是“上海王”柯庆施阻挠了电影的拍摄。如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刘澍所说：
“天有不测风云，1963年的3月初，在影片就要宣布正式开拍的当口，上海市委突然提出了‘大写十三年’，即‘只有建国后十三年的现代生活，才能帮助人民树立社会主义新思想’的口号。导演陈鲤庭开完会后，垂头丧气回到剧组，向大家宣布《鲁迅传》停止拍摄、剧组解散的消息。‘大写十三年’难道就不要‘百花齐放’了吗？赵丹扑上前去，一把抓住陈鲤庭的手，急切地问个究竟。陈鲤庭无奈地答道：‘由于鲁迅不是出生在‘十三年’内。’真是岂有此理！提出“大写十三年”的正是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
这段描述与沈鹏年的解释有两处重要矛盾。其一是导演陈鲤庭没有得病休养；其二是，据沈鹏年记载，柯庆施曾破例同意《鲁迅传》继续拍摄：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电影文学剧本《鲁迅》的时候），正是上海市委有人提出‘写十三年’的口号之日。《鲁迅传》摄制计划有流产之虞。经过石西民的力争，才得到上海市委同意继续拍摄。张骏祥到北京告诉陈白尘说：‘上海电影局所属各厂的历史题材的电影一律下马了，但《鲁迅传》作为唯一例外，被市委领导（柯庆施）批准继续拍摄。’”
第三种可能：确实有人暗中阻止电影的拍摄
如果我们既不彻底否定第一种解释，也不彻底否定第二种解释，那么，是否存在一个调和的可能？
也许是存在的。陈白尘之女陈虹在为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的陈白尘回忆录《对人世的告别》撰写的序言《父亲的故事》一文中说：
“1964年影片终于开拍，又哪知一道指令，据说是主要演员在‘生活作风’上有了什么问题，摄制组便被莫名其妙的解散了。”
也就是说，事情的真相或许是：1、导演没有也不敢因生病休养而放弃周恩来亲自抓的电影；2、柯庆施确曾为电影拍摄破例放行，“大写十三年”口号不是阻碍；3、确实有人不希望《鲁迅传》拍摄成功，背后的政治角力，或许跟当时日趋激烈的文艺领导权之争有关系。
陈白尘：我无力使这被污染的塑像恢复本来面目
1980年春节之前，原拟《鲁迅传》鲁迅的扮演者赵丹兴致勃勃地拜望老朋友――《鲁迅传》执笔者陈白尘，要求他修改剧本，使《鲁迅传》能重见天日。陈白尘说：“1961年时，演员阵容无比强大。除了您演鲁迅外，蓝马的李大钊、于蓝的许广平、于是之的范爱农、石羽的胡适、谢添的农民阿有、卫禹平的陈源……都是高标准的人选。但蓝马已不幸逝世，卫禹平也中风在床……”
陈白尘说“曾经沧海难为水”；赵丹凄然嘀咕：“那要什么时候……”
1981年，陈白尘撰写《一项未完成的纪念――电影剧本记略》，哀叹自己即使过去了二十年，也无法再重新剧本，塑造出鲁迅真实的银幕形象：
“十年来，一些想做神的后裔的人们曾经在鲁迅的塑像上又胡乱的涂抹过一些金粉。近年来有人想为它洗刷，但又不自觉的另涂上些别色的粉末；而同时为之修补的又大有人在。我不是文学史家，又不是鲁迅研究专家，能有如此能耐，使这被污染的塑像恢复本来的面目么?”
今年乃鲁迅诞生130周年，陈白尘这番话，仍未过时。自鲁迅去世以后，鲁迅从来都不是他自己。1961年流产的《鲁迅传》，与鲁迅无关，只关乎1961年，不过是1960年代初政治格局的一个缩影罢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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