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鲁迅传》流产始末
将鲁迅拍成电影，是文革前l7年鲁迅形象塑造工程的重中之重。在塑造一个符合时代需求的鲁迅形象这个任务面前，与媒体报道和学校教育相比，文艺宣传，尤其是电影，显然更具直接感染力，自然也就更引人关注。
1960年初，在周恩来的倡议下，由当时的“中国男星第一人”赵丹主演的大型历史纪录片《鲁迅传》，在一系列精心准备工作之后正式启动。传主的身份、演员的大腕和来自高层的指示，让这部影片理所当然地成了当时文艺界万众瞩目之所在。
作为一项政治任务，《鲁迅传》的剧本经过层层审核，多次修改，以至于编剧陈白尘在时过境迁整整20年后的1981年，仍心有余悸地表示自己没有塑造鲁迅真实荧幕形象的自信。即便审慎如此，电影也未能逃出与《武训传》相似的命运，甚至更为悲惨：《武训传》虽遭严厉批判，但毕竟诞生了；《鲁迅传》折腾了三年之久，却只留下一部蹩脚的上集剧本……如此坎坷，个中原因何在？
【缘起】周恩来：拍上下两集，表现鲁迅的一生
“建党四十周年献礼片”
关于拍摄记录片《鲁迅传》的缘起，按当年参与电影拍摄的沈鹏年的说法，与周恩来的指示有重要关系。在其著作《行云流水记》中，沈鹏年记载：。
“（两年前）叶以群根据周总理的创议，写了《艰难时代―鲁迅在上海》的电影文学剧本。那时正处于“大跃进”的高潮，负责上海市委领导工作的那个“好学生”，提出要“超越鲁迅”。他的文章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后，周总理认为，要“超越鲁迅”首先应该了解和学习鲁迅。为此，他希望上海能够拍摄一部关于鲁迅的故事影片，更好地帮助群众了解和熟悉鲁迅。于是，叶以群在石西民的支持下，在1958年12月写出了电影文学剧本的初稿；1959年3月又印出了剧本的修改稿。九个月过去了，上海方面意见不一。他很想听听总理的意见……”
叶以群当时是上海作协副主席，“好学生”，是当时有“上海王”之称的柯庆施。1960年初，叶以群去北京开会，当年向周恩来汇报了剧本的进展，据沈鹏年记载：
“总理听了，想了一下，就说：‘既然还要重写，我看拍上、下两集，表现鲁迅的一生。争取明年七月先拿出上集，作为向党成立四十周年的献礼片。’”
叶以群将周恩来的指示向时任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的石西民作了汇报。石西民随后邀集在京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中国作协副主席邵荃麟等人开会商量如何落实周总理的指示。会议决定成立由叶以群、陈白尘、柯灵、杜宣等人组成的《鲁迅传》创作组，陈白尘担任执笔人；另外按照上海市委的指示决定成立由沈雁冰、周建人、许广平、杨之华、巴金、周扬、夏衍、邵荃麟、阳翰笙、陈荒煤等人组成的《鲁迅传》顾问团。阵容可谓极其豪华。
周恩来在听取本次会议汇报后，又特别指定叶以群担任创作组组长，夏衍担任顾问团团长，理由是“他们两人都与鲁迅熟悉”。
“一定要以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为纲”
鲁迅一生跨越晚清、北洋、国民政府；与诸多历史人物存在恩怨纠葛，尤其是众多敏感人物，譬如陈独秀、李立三等，鲁迅与这些人的关系如何处理，可不可以在电影中表现，有没有表现的空间……这不是叶以群可以和敢于拍板决定的问题。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瑛遂向叶以群建议：“这些难题只有请示总理。”
1960年4月，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鲁迅传》创作组组长叶以群及创作组在京一干人等，对电影内容的取舍作了细致的指示。据沈鹏年《行云流水记》中记载：
“总理首先指出：摄制《鲁迅传》影片，应以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为纲。这是必须遵循的原则。接着，总理反复阐明：‘为什么要以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为纲？’他说，在当代，对鲁迅最了解的是毛主席。鲁迅逝世一周年，毛主席发表《鲁迅论》，称‘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还说‘他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这是对鲁迅最科学、最正确的评价。……因此，‘（《鲁迅传》）一定要以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为纲。’”
影片还存在一个如何表现党的领导的问题，从1921年到1935年鲁迅去世这段时间里，担任党的领导的先后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人，影片自然不能表现为陈独秀领导了鲁迅或王明领导了鲁迅。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据沈鹏年记载：
“总理认为：‘党的领导只能表现思想上的联系和感情上的呼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总理说，‘鲁迅在广州，可以写陈延年与鲁迅的会见；上海时代，应该写瞿秋白和鲁迅的战斗友谊。鲁、瞿两人在并肩战斗中结成深厚的革命友谊，但不是什么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如何处理影片中敏感的历史人物，周恩来举了三个人物作为例子。据沈鹏年记载：
“第一个是李四光，（总理说：）‘他出席了一次宴会，被当作‘杨荫榆死党’。是冤枉的。’因为‘当时李四光应苏联邀请，正在准备出国参加苏联科学院的纪念会。他的夫人许淑彬是女师大教员，与杨荫榆同乡。李情不可却，才去赴宴。’因此‘影片不能涉及此事，用假名也不行。’”
“第二个是周作人，总理谈了他在抗战期间‘落水’的一些内情，特别指出‘周在出任伪职期间，掩护了不少共产党员，为党作了工作。延安《解放日报》曾对周在北平抵制奴化教育等事迹，作过侧面报道。’总理说：‘影片中如果出现周作人，不能用假名，可用他五四时代的笔名。不要丑化他。’”
“第三个是‘老虎总长’章士钊，总理说，看过《鲁迅全集》，都知道他是典型的‘反面人物’。但是，总理认为‘影片中可以不要提了。因为此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后资助新民学会的会员赴法勤工俭学；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他获悉蒋介石的阴谋后，立刻劝毛主席‘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在历史上干过坏事，也为人民做了好事。’”
据沈鹏年记载，周恩来还指示，其他人物“一般可用假名”，至于许广平这一类，就不要用假名了；又鼓励创作组不要因为袁世凯和蒋介石是“窃国大盗”和“人民公敌”，就不敢在影片中表现他们，“暴露旧的东西，挖出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老根子，可以不割断历史、教育后代”；并特别提醒：对日本人内山的身份性质要“掌握好分寸”，认为“内山是鲁迅的亲密战友”和“保护鲁迅的义士”这类提法不恰当，对内山“不宜过分渲染”，原因是内山的历史背景还很模糊，万一被查出污点，影片将难以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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