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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松醉前醉后:损失或百万 成功的危机公关(图) |
| www.sinoca.com 2011-05-25 新民周刊 [复制链接] 字体：大 中 小 |
没有Yes，只有No！
饭局上的high劲还没散尽，杯具之水就已经一盆浇在高晓松的头上。酒驾入刑新规定出台不久，高晓松一头撞在枪口上，要怪天意弄人还是酒精作祟？
杯中窥人，难免妖魔化高晓松。但是，法律不可因人而异，音乐自有音乐的逻辑，两者既不矛盾，也不冲突，而人，总是多面的。
老狼与高晓松的恩恩怨怨
1988年，高晓松从北京四中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雷达专业。家族中多位亲戚都是物理学界重要权威，高晓松继承衣钵，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偏偏，高晓松注定是一个音乐虫子，在清华的草坪上，抱一把吉他，对着夕阳西下和几瓶啤酒，个把女生，唱出心中的歌。
1990年，高晓松在清华大学组成了青铜器乐队，缺一个主唱，有人跟他说起了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老狼”。
老狼，原名王阳，1968年出生于北京一个音乐世家，高考时报考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但是因为家长舍不得孩子离开身边，最后以560分的有史以来最高分转入北京联合大学，学理科，比第二名高了整整260分。
可是，之后的大学生活却是悲喜两重天：“每回考试，厚厚两大本书，全晕菜。”喜的是，至少还有音乐可以慰藉这个无法融入理科男的文艺男的心灵。宿命般的，晕晕乎乎进入联大的王阳同学迷上了音乐。大三的时候，他先结识了北京工业大学1986级建筑系女生、80年代末90年代初“校园民谣运动”中坚人物金立 （《校园民谣》一至三辑中都收录其作词作曲多首重要作品），金立跟老狼说，清华有个叫高晓松的，正在玩乐队，缺个主唱，这么着，老狼遇上高晓松，多少青春无悔淡淡忧伤的校园民谣，就这样开满了山冈。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还是重金属，老狼主唱、高晓松打鼓，成员还有戴涛、蒋涛、许宁丰、赵伟等。下午没课的时候，老狼从南苑机场附近骑自行车到“人定湖”边高晓松家集合，然后奔赴青年公园里一家歌厅排练，很快就小有名气，还曾经和黑豹、唐朝乐队同台演出。那是个长发飘飘撕心裂肺，不飙高音不high的理想年代，摇滚风行一时：“当时摇滚乐还是处于地下状态，1989年到1992年，我们当时参加了北京很多地下的摇滚party，那时演出来的观众很少，只有一些外国人，还有本土的一些摇滚爱好者。相对来说每回做摇滚演出观众基本上都是这些人。当时在北京的马克西姆餐厅，还有北京东郊的一个外交人员俱乐部，是一个半地下的地下室，也就能容纳两三百人。那时侯大家玩摇滚乐挺开心的。”
高晓松也走了几次穴，没挣着什么钱，但是心已散，雷达这活计看来绝非高晓松的菜，索性，直接玩失踪，他的说法是：“其实是连退学手续都没办，直接就没再回学校了。”
退学后，高晓松想过拍电影，他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预备班学习电影，后进入亚洲电视艺术中心任实习编导及编导，拍摄了大量的广告片，已经赚了不少钱。命运注定了他首先要成为一名成功的音乐人，1993年，香港音乐人刘卓辉投资创立的大地唱片在北京落户，当大地唱片的黄小茂经沈庆（另一位校园民谣的关键人物）介绍找到高晓松时，高晓松答应了黄小茂的邀请，加盟大地，而此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几个老哥们，比如：老狼。
老狼虽然没退学，但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毕业后在北京一家工业自动化设计公司做电脑工程师，朝九晚五按部就班。这肯定不是老狼想要的生活，所以高晓松找到他时也是一拍即合，做出了人生最重要的决定：辞职，唱歌。
高晓松说他上学的时候特别瘦，现在看不出来，膨胀了。
24 岁，少年成名，老狼和高晓松，两个旁人看来亲密无间的死党，也曾因为成名后的膨胀而分道扬镳。高晓松说那时候，颁奖，如果是第二，就不去，膨胀得一塌糊涂。裂痕不可避免地在两个膨胀的人中间产生，录老狼首张个人专辑的时候，两个人甚至大打出手。其实都是音乐上的分歧，高晓松站在黄小茂一边，老狼心里就不痛快。在一个古城堡西边门酒馆里面，可能也喝了几盅酒，谈得不入港，老狼就用椅子打高晓松。虽然都为了音乐，无关感情或其他，但是两人都以腕的感觉来对待对方让对方受不了。高晓松回忆起那段日子时说：“首先是我膨胀，我容不下任何人，我觉得我好极了。后来弄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在于老狼膨胀之后，我批评批评他，他有点那种觉得自己什么音乐都可以做，有很多虚荣心，尤其在1995、1996年的时候，我们这个行业刚兴旺起来，特别乱七八糟的声音特别多，我们俩为这事吵了无数次，这种流派的，这个高级那个低级，现在没有这种说法了，那个时候他就觉得我们这种音乐不够高级，要摇滚的，我们俩为这事打起来好多次。”
这可能就是老狼在《校园民谣I》和首张专辑《恋恋风尘》都大获成功之后，迟迟未能乘胜追击推出第二张专辑的一个幕后原因，之后，他们日渐疏远，直到1998年年底，两人重逢，见了面，拿一杯酒，一笑泯恩仇。
宋柯：高晓松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当然，作为他的好友，我很关注这个事，也看了庭审。”太合麦田总经理宋柯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宋柯和高晓松也是十多年的老哥们了。他眼中的高晓松“是一个很有才华很有趣的人。才华横溢，也很真诚，是个很好的朋友”。在宋柯的印象中，高晓松知识非常渊博、反应特快、特聪明，好像什么方面的知识他都有，看问题的方式又很独特。所以他们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都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高晓松可以算是我的智库吧”。
酒驾事件发生后，宋柯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感到很吃惊。因为他觉得自己应该算是和高晓松一起喝酒多的人吧，可真是没发现他有酒后驾车这样的习惯问题。
他们有时候晚上也会在酒吧里聚一下。他印象中的高晓松酒量不错，他想那次应该是喝high了吧？虽然他当时并不在场，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劝他喝酒。
喝酒虽然尽兴，但是宋柯并不觉得高晓松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恰恰相反：“就我对他的了解，他对工作、老婆孩子都是个负责人的人。这事其实挺偶然的，之前他不怎么酒驾，要是喝了酒，就找一个代驾，或者找出租司机帮他开车，从行为习惯来说，他并不是一个经常酒驾的人。那天的情况，我觉得啊，还是他酒喝多了，正如他在法庭上所说的那样，酒劲一上来，什么也没顾上，就开了车走了。反正如果我在的话，肯定不会让他开这个车。”
高晓松酒驾入狱之后，真诚的忏悔得到了很多网民的支持，宋柯也觉得在这次危机中，高晓松的处理比较得当：“犯错误得担当吧，他首先是忏悔，然后积极赔偿，就这一点说，他做得不错，这是其一。第二，大家这么关注这件事，对酒驾的危害性和代价有了比较好的了解，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事儿。高晓松的事也提醒了大家，如果你喝了酒，没有司机的话自己就不要开车，如果非得开车的话就找个代驾。酒驾之前就有这样的风气，高晓松在个人陈述时谈到了除了酒驾之外他自己的一些问题。第三，比如说他说自己长期以来比较浮躁、比较自负，我觉得这种自省是很好的完善人生的办法，把坏事变好事。我觉得这些都是积极的方面。可能个人性格所致，所以我看事情会看得比较积极。虽然对个人来说，这是个大错误，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何尝没有它好的一面呢？”
高晓松和老狼因为膨胀分道扬镳，那可能是青春期必须要经历的一段歧路，宋柯发现，高晓松这些年变了很多，比以前内敛了很多，到了不惑之年，人的心境和心态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十多年一路走来，宋柯也很感慨：“他说他浮躁，就我的观察，我觉得浮躁说不上，有才华的人，自负是有一些的。这一次呢，他终于把电影拍完了，很high，很高兴，喝多了点，也是人之常情。当然，他最大的错误是不应该在喝高的情况下继续开车。我是他多年的朋友，特别了解他，也觉得他是个特别有趣的人。真诚还有趣，这样的朋友其实并不多。酒驾肯定是很大的错误，但是作为朋友，我想，我还是能理解他当时的情形。所以，我还是把他作为挚友来看待的。”
这个负责任的男人、一个有担当而且可以成为挚友的男人，出狱之后，是痛改前非还是说过算过？时间，将会证明一切。
5月1日，“醉驾入刑”正式实施。
5月17日，撞在“枪口上”的高晓松因酒驾撞车被判处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人民币，成为“醉驾入刑”实施以来国内首例最高量刑的判决。人们在赞赏高晓松有担当的同时，仍然对醉驾如何入刑，量刑尺度如何把握心存疑虑。
事实上，在酒文化源远流长的中国，从立法开始，醉驾入刑就一直伴随着巨大的争议。眼下，这场由立法开始的争议已经转变成为执法争论。高晓松的“醉驾入刑”并没有解决相关法律条文在实施之时可能遭遇的尴尬――如何才算“显著轻微情节”？何时可以“依法变更强制措施”？在最高法院没有推出“指导案例”之前，关于 “醉驾入刑”的争论仍将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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