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萍:地里长出来的舞者 一个人的舞蹈团(组图)

杨丽萍在云南大理（摄于2010年夏）

　　那时代舞蹈没有配乐，都是自己乱找。《月光》用的是美国电影《雨人》的配乐，也就是这个激发了杨丽萍不断回云南的愿望，她要找云南的素材，舞蹈的、音乐的。2000年下定决心放弃北京的生活回云南，是因为一个新的机会在等待她。音乐家田丰搞的“民间传习所”破产，他搜罗来的民间艺术家面临马上回家种田的局面，而云南旅游歌舞团希望把自己的演员和这批民间演员结合起来搞一出“旅游节目”，请杨丽萍来做艺术总监，这就是《云南映象》的起源。

　　田丰是上世纪50年代就成名的作曲家，擅长把民间素材积攒到自己的作品中。可是殷晓健对田丰的做法并不欣赏：“他的作品用了众多的民间素材，却从来没有给少数民族原创作者一点地位，说难听点，就是‘文贼’。”当时“传习所”因为几次经济纠纷已经奄奄一息，几十个民间艺人住在租来的小房子里，一间屋子睡几十个人，殷晓健是资助者之一。他找到杨丽萍，说这些人得来不易，能不能请杨丽萍利用机会，把这些民间艺人的东西弄上舞台。“那里面海菜腔一唱，人就头皮发麻。我跟杨丽萍说，到时候编舞成功，她不能把东西占为己有，还是要突出少数民族的原创。杨丽萍沉默一会儿，答应了。”

　　这就是“原生态”最初的由来――“她是个重承诺的人。”

　　因“非典”停演后，殷晓健他们找到机会重新开演，希望找省政府支持。先是请省里的宣传部门来看，结果恰恰是“原生态”坏事。“有4个节目要下，当初设计的《云南映象》是生老病死4个主题，开天辟地地敲鼓，象征男女欢合，是‘生’；‘家园’一幕的狂风暴雨，是杨丽萍对西双版纳童年印象，也代表‘病’； ‘天葬’、‘火葬’代表死亡，结果这一场受批判最多，说妇女不能登神山，又说宗教题材不能演。包括前面所谓色情的打歌，全要下，这么一下，整个《云南映象》就支离破碎了。”

　　殷晓健说，当时他们快急死了，托关系找来省委宣传部长，也是个女同志，希望杨丽萍能求情。“那天更是气人，部长来了，杨丽萍坐在桌子对面，也不起身，也不说话。部长问：‘你们有什么困难？’‘没困难。’‘没困难你叫我来干什么？’‘我没叫你来啊。’部长被气走了。”

　　殷晓健对杨丽萍的这种态度无可奈何。“前不久云南政协改选，领导来找她，希望她能加入，有个岗位等着她。她迟到了好久，来了就问：‘这个职位要开会吧？开会我不能干。’领导当场就变了脸色。”

　　杨丽萍不是不懂人情世故。小四说：歌舞团出来的，什么不明白？可她同时也太清楚自己该要什么了，她只要舞蹈，只要上台，剩下的总能解决。殷晓健说： “一等一的聪明人，太明白周围人想利用她做什么了。排《云南映象》的时候，她身边总是簇拥着男人，她很明白他们对她的好感，该让他们做什么就让他们做什么。可想近身，没门，对男人的态度别提多警惕了。”

　　殷晓健后来托关系找到了云南新到的省委副书记丹增，报纸上写了一篇《云南映像》的报道，送到了丹增家里，夫人卓玛边看边哭，觉得杨丽萍太苦了。丹增主动买票看了演出。“他看了‘天葬’那一场，黑暗的场景里，一个红色的姑娘升天了，他懂，觉得一点都不用改，直接上。”看到舞台上藏族演员都穿布鞋，说这是怎么回事？杨丽萍这次说对话了：“舞团穷，一双靴子都买不起。”结果政府给钱买靴子。

　　不过并不是一点都没有改。在“火葬”这幕，本来是一个裸体的木雕女人和杨丽萍一起从天而降，负责雕刻的是拉祜族的雕刻家李燕军，他是杨丽萍认的干弟弟，现在云南民族村继续雕刻面具和人像，本来设计的木雕女像就是杨丽萍的替身，今天还在角落里蒙受灰尘。雕像是裸体，生殖部位凸出，她先是从天而降，然后被扔到火中，是彝族的一种母系遗风。“总不能让杨丽萍裸体吧？”所以找了这么个替代，结果，这个构思还是被否定了，模仿动物交尾的“烟盒舞”也改了不少。

　　那是杨丽萍最艰难的时代，即使丹增在省内发话，号召大家都去买票看《云南映象》，也并没有改变普遍观念。真正改变的，是《云南映象》去上海参加当年 “荷花杯”，一去就是一等奖，结果“书记看中”的说法才慢慢平息。《云南映象》还带来一个改变，就是杨丽萍能驾驭舞蹈大场面的名声确立了，不再是一个个体的舞者。整个团队也被文化界所承认，成为国内目前唯一能靠一台节目养活自己的舞蹈团。

　　不过舞蹈的审查照样存在。新编的《云南的响声》里，有老虎调情的戏，母老虎说：“管好你自己的雀。”雀是生殖器的当地口语，结果被说成是宣扬“低级下流”的格调，不得不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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