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萍在云南大理（摄于2010年夏）
殷晓健也爱去寨子里采风，他说2000年去临沧一个寨里，23点多才到，结果安排迎接他们的一个11岁的小女孩在门口昏过去了。“我学过点医学，赶紧救那小女孩，救活了，才知道她营养太缺，只有20公斤重。我很想助养她，走的那天村长宣布，这个女孩要和我回昆明，做我干女儿。”殷晓健就把这个叫阿秀的女孩带到杨丽萍的舞蹈团里，问她可不可以收下她。他记得杨丽萍当时声音冷冷地说：“我11岁的时候，要不是被军代表看中带进歌舞团，现在早就被卖到缅甸当童养媳了，可能天天在种地。这个女孩，我要了。”
似乎杨丽萍有做农民的天性，她进了歌舞团后，还在团周围找了块荒地种菜，收割后拿回家给母亲，养家意识特别强。她到现在还常说，要是退休不跳舞了，她就找个地方种菜，菜的生命力好旺盛。
在小四印象里，姐姐天生就是独舞的料。不是因为她跳得好，是因为她做动作有力。群舞的时候，别人一个动作已经收回来了，她却非要做到头，收回来的时候已经慢了半拍，和大家不一致。群舞讲究的是整齐划一，“她是异类”。
异常者要付出代价。小四那时候去剧团的宿舍看姐姐，发现剧团的女孩子们并不喜欢她，觉得她“自我表现”，跳不好群舞，可是独舞也不轮不到她啊。剧团是竞争是最厉害的，小四感叹，加上她家出身不好，杨丽萍对那种排挤应该感触更深，她独自排练的习惯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就养成了。
多年后，张苛在北京见到她，第一感觉她像松鼠，极度敏感。
比杨丽萍晚一年进歌舞团的哈尼族人杨洪安对当年的杨丽萍印象很深。同时进团的7个女演员中，她很爱看书，喜欢穿短裙，腿显得又瘦又长，所以外号叫“秧鸡”，一种类似鹭鸶的鸟。
1979年，州歌舞团排练《召树屯与喃木诺拉》，这是西双版纳歌舞团的新编舞剧，因为州歌舞团出过舞蹈家刀美兰，孔雀舞是强项，杨丽萍作为七公主的 B角参加巡回演出。小四还记得，A角演员生病了，临时由杨丽萍上场，当时是在国外演出，杨丽萍一跳后，A角演员回不来了，“观众的眼睛多毒啊”。又是一个老套故事，不过却是真实的。
杨丽萍并非蓄意盼望A角生病，她刚看过电影《黑天鹅》，觉得自己肯定不是竞争者。“如果别人要跳，那我就躲在一边，你跳好了。各跳各的嘛。”
杨洪安说，那是大家第一次发现了杨丽萍的舞蹈具备动人之力。他在办公室里不好比画，可是还是双手一扬，传统孔雀舞的动作，象征孔雀飞翔。可是杨丽萍在公主被迫离开皇宫的那一场里，双手一舞动，下面的人就看哭了。因为，她“用自己的心在跳舞”。
那一年出国演出回来，杨丽萍带给家里人4个苹果――西双版纳没有的水果。小四告诉我，她藏在枕头下面，结果被哥哥吃了。
殷晓健去过西双版纳多次，他是老照片收藏家，因为和杨丽萍合作，所以对杨丽萍的故事也有“收藏”兴趣。杨丽萍的出众，在演出后，被西双版纳重新认识了。“挂历上都是她，五官标准得挑不出毛病。”于是，追求她的人甚多，包括州领导的子弟，晚上几方面的追求者还能在歌舞团外打起来，有的人把刀放在她床上，表示谁要追求就和谁火并。在小四印象里，送花的特别多；杨丽萍演出的时候，买票送人的也特别多。不过她们都害怕，不觉得是件抒情的事情，因为当时姐姐已经和一位歌舞团的北京知青好上了，那人不久突然回了北京。这就使杨丽萍更加敏感地逃避外界的追求。
杨丽萍在云南大理（摄于2010年夏）
殷晓健说，杨丽萍对男人是一种近乎害怕的逃避态度。排《云南映象》的时候，杨丽萍觉得殷晓健可靠，想让殷晓健当她的经纪人。那次，是她第一次开口找男人帮忙。
1981年，杨丽萍被中央民族歌舞团调往北京，当时西双版纳歌舞团不放人，老团长把档案锁起来。也有一种说法，是州里不少子弟说杨丽萍要是离开，就要生事。1981年的西双版纳仍然是一个边疆小城，杨洪安还记得，当时歌舞团与外面的隔离就是竹篱笆，年轻人一天到晚在外面唱情歌。
杨丽萍对小四说：“我站稳脚跟就接你去北京，你等我。”小四说她大哭，她那时候爱写诗，姐姐是她唯一忠实的读者。
没几年，住在民族歌舞团仓库的杨丽萍把高考没考上的妹妹接到北京，请人教她画画。小四眼中的姐姐，已经有了明显的自闭症特征：“她几乎不和别人交流，内心很自信，可是境况和在州歌舞团一样，周围人都瞧不起她，觉得她基本功很糟糕。”当时民族歌舞团人才济济，周洁、刘敏都是科班出身，一下腰，一个大跳，技术惊人。身材条件比杨丽萍好的演员也很多，小四还记得团里的维吾尔族姑娘，艳丽非凡。
“好在姐姐极度自恋。”小四记得，杨丽萍并不觉得自己就跳不出来了，“白天练功她跟不上趟，晚上自己在练功房，点蜡烛，怕管理员教训她。”因为白天不参加练功，练功服和补助费都没有，杨丽萍还记得是每月7.5元，在那时不是小数。
张苛也觉得到杨丽萍的奇怪：“谁要是想让她模仿一段舞，她极差，完全学不会。你要是告诉她，这段舞要表达什么，不限制这限制那，两天后，奇迹能出现，她的表现会超越想象。”
张苛是舞蹈团的编舞，他回忆，有一次教演员们一个国外舞蹈动作时，杨丽萍找到他，想让他指导。张苛开始和她不太融合，他认为，民族舞有自己的范式，比如害羞是什么动作，惊恐是什么动作，而且要学很多芭蕾舞的练功法。杨丽萍干脆地说：“我们民族姑娘谈恋爱是不害羞的，开放得很，这个动作不对，是你们汉人改造的。”
张苛无话可说，不过他记得自己在云南见过的舞蹈。“有一次去采风，一个背柴的姑娘带我们爬到高山上，晚上跳起舞来，那姑娘的脚动得像火苗似的，我们起名叫蜻蜓舞。后来舞蹈学院教授去了，跟这姑娘学了3小时，一段也没学会。她的动作太自由了，学院的教授惯于总结规律，不能接受没规律的东西。后来专业团队招聘这姑娘，本来她心动了，结果寨子里人一唱歌，她又回去了。”所以他对杨丽萍的总结也就是――怪云南人。
虽然觉得她怪，张苛家还是成为杨的练功地点之一，另两处是杨丽萍的宿舍和练功房。前两处狭窄，仅能容身，张苛指着自己家的一面陈旧的穿衣镜说，就是在那跟前跳的。“人的创造力是被逼出来的，当时我们教舞都是西方办法，要求流动，跳来跳去，可是地方小流动不了，于是她发明了一种定点舞蹈，定在一个点上，让力量在身上流来流去，流出各种姿态。你看她后来的《月光》就是这么个创意。”
张苛回忆在黑暗中练功的杨丽萍：她坐那里一动不动，忽然起来比画两下，她的技巧，不是规范化的技巧，而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她胳膊长，结果背着手旋转；手长，于是模仿鸟冠。这个动作成为之后孔雀舞的一个符号。小四还记得她第一次看姐姐的《雀之灵》，和一般的民族舞迥异，看得浑身起鸡皮疙瘩，“看后很难过”。
因为团里没有选送她的节目，杨丽萍自己骑车去送录像带给当时的组委会，负责收带子的文艺干事告诉她已经过了截止期，而且基本上是单位选送，她哭了。干事同情她，告诉她可以在评委休息的时候放给他们看看，结果，《雀之灵》是那年全国舞蹈大赛的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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