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市场现状尴尬 唯一民营公司倒闭(图)

　　零频道转身

　　一家纪录片发行公司的死与生

　　中国纪录片市场的尴尬现状一再被现实佐证。

　　据北师大纪录片中心3月31日出炉的《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共生产16部纪录电影，总投资约5亿元，总收入约7亿元，没有一部通过票房收回成本。

　　而在5天前，国内唯一一家民营纪录片发行公司―――北京零频道“寿终正寝”的传闻，终于也得以确认。

　　3月26日下午两点整，《法治周末》记者赶往北三环北太平桥梧桐树下酒吧。

　　正在展映的是台湾纪录片《山有多高》和荷兰纪录片《永远》。两个半小时后，零频道的女当家郑琼会出现在这里―――传说中的告别会将在此举行。

　　屋里挤了几十号人：纪录片爱好者、媒体记者、从业者和投资者，都是零频道的“道友”。他们大多收到了一封名为《告别“零频道”》的邮件―――导火索是一桩劳动合同纠纷和一次工商管理部门的更名抢注事件，原本就负重前行的零频道如今“实在撑不下去了”。

　　从过去多次“扬言”要死，到这次“当众告别”，郑琼和她的零频道似乎要来真的了。

　　在国企和外企夹缝中生存，动辄就倒一片的民营小企业界，这种事情“见怪不怪”。

　　相比郑琼的个人际遇，人们更为担心的是长线效应。这家国内唯一一家纪录片发行公司，一旦“倒闭”，一扇通往海外优秀纪录片的窗户会不会也从此关闭？

　　一如往常，现场参与者就纪录片谈纪录片，偶尔谈及一下纪录片“无市场，无资金，无渠道”多年如一的“三无”现状。

　　有惊无险，泪别的场面最终没有出现。“死亡的只是零频道这个名称而已。”郑琼打算重打旗鼓另开张，纪录片事业她们“停不下来”。

　　“零频道”始自2001年，顾名思义，即“从零开始”和“归零”。经历了十年风雨，两年波折后，到了收拾收拾重新上路的时刻。

　　谁也没有死，一个阶段性小结而已。毕竟，复苏的春天总是会来的。

　　零频道的麻烦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在零频道成立的第十年。

　　自办2009年，零频道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IDOCS纪录片国际论坛，搞了近1000场展映会。

　　3月24日下午，在阜成门的新办公地点，郑琼带着团队忙碌依旧。

　　办公室里只有寥寥四五人，全是娘子军。IDOCS执行总长邹娟和老板郑琼在狠狠地互开玩笑：“我经常觉得她有病。”“精神病人从不觉得自己有病。”

　　零频道要“完蛋”的消息传出，不少人前来安慰，结果是被逗得“笑得要死”地走了。

　　这个办公室里有种气场，让你觉得人生是好玩的游戏，不该有悲戚的情绪，就连困扰她们整个三月份的各种糟心事都值得调侃―――

　　3月5日，零频道搬进这座新的办公楼，这是她们第一次搬家，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促使她们作出改变―――3月1日，因劳务纠纷，一女性前员工和其父将零频道诉至海淀法庭。调解未果，零频道账户暂时冻结。

　　在零频道群发给“道友”的邮件里亦简单提及此事，这一纠纷从2010年年初就露出端倪，纠缠了将近两年。

　　据邹娟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矛盾始自双方价值观不同。其后，该员工以零频道未和其签订劳务合同为由，起诉索赔。

　　“其实事情原本不严重，双方都有错。”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倪晓红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当时双方正在调解过程中，眼见着要和平解决了，赶上年检，再起波澜。

　　无独有偶，郑琼突然发现有人在2008年注册了零频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而且经营内容里亦有纪录片。但之前自己注册的是零频道广告有限公司，属不同业务领域。“法律程序上看，对方未必是商业欺诈或恶意抢注。”倪晓红对此作出解释。

　　然而，这位深感无助的女当家还是被接踵而来的事件气昏了头。她认为纪录片原本就是公益性事业，需多方支持，如今，全世界好像都在和她作对。

　　郑琼的气愤非敏感过度，此前，曾有合作过的纪录片导演，亦抢注过零频道这个名字，以此要挟郑琼进一步合作。“纪录片是不赚钱的行业，抢钱不该来这里。”她说。

　　其实，即使没有这一系列事件，郑琼想离开零频道是早已有之的想法。

　　她觉得公司是广告有限公司，做IDOCS这样的公益性活动不合适。倪晓红说，早在一年前，郑琼就萌生了退出零频道，换个非商业性平台来做IDOCS的想法。

　　对此，郑琼亦表现得很无奈：“几年来公司一直在赔钱，外人还以为我这个名义上的商业性公司挣了很多钱。”加之当前，人手少事情多：即将开始的纪录片工作坊，一日日接近访问加拿大的日程……分身乏术，疲于应付，只得选择注销公司。

　　对这个决定，倪晓红深感惋惜，在她眼里，郑琼虽有些“不合时宜”，但“令人钦佩”。

　　“她过于关注纪录片内容和事业本身，忽视了一些经营细节。”倪晓红表示，冲着郑琼的执著，很多人都在帮助她。

　　“毕竟她还是在做一件好事啊，不希望她因为一两个小事件，搞得狼狈至此。”

　　现在，公司要关了，姑娘们反而一个也不肯走。“同事每天在墙上挂考勤表，我说现在挂考勤表有什么用啊？”邹娟假装严肃地说。

　　“她们现在怕我会先逃跑。”郑琼笑着说。

　　郑琼这个人

　　这个女人看似性格矛盾，偶尔不合时宜。

　　朴素，貌不惊人。自称学历很低，没念过大学，英语是自学，后来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传媒娱乐集团光线公司的创建者之一。

　　当业内普遍认可她出色的市场能力时，1999年，她却写了8页辞职信，丢开一切去外地观鸟，只给未来的零频道留下了美林小区的一套房子作为办公地点。

　　媒体说她语言夸张，貌似煽风点火，又不乏一针见血。

　　圈内纷纷伸出橄榄枝，高薪职位邀请她去，她坚持留下来“享受活罪”。

　　她操着略带湖北口音的普通话，用一条锐利的舌头挑剔中国纪录片。一句“中国纪录片的专业水准跟海外比，差50年”，听凉了很多人的心。可同时，不少人都曾得到过她直接或间接的帮助，零频道是外地导演每每来京必拜的山头。

　　她曾做过中国第一个完全市场化运作的电视纪录片栏目―――《东方全记录》的片源提供者与广告代理商。在向外国纪录片倒戈前，2004年的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这个身高不足一米六的女人，也曾带着一腔热情和几百部国产纪录片参选，“整场举手，手都举累了”。

　　相比蒋显斌率领的CNEX基金会立足本土的模式，零频道所做的海外引进完全不同。为保自己心目中的“纯粹”，十年来，她拒绝了几乎所有商业性投资的潜在伙伴，不合资、不分股权。所有关系，皆靠自己的多年积淀做下来。

　　为此，鼎盛时期的8名员工，走了近半。买卖不成交情在，郑琼依然发函请他们写零频道的临死感言。“头脑敏锐，语言有感染力，说服能力极强。”纪录片独立制片人钱伟荣这样向《法治周末》评价自己的前老板郑琼，“缺点是太理想主义”。

　　赞助过很多文化项目的新东方学校创始人之一的徐小平也把理想主义这个词给了郑琼。

　　和其他道友不同，徐小平并非纪录片爱好者，和郑琼的私交也不太近，只是“很欣赏她做事的热情”。他曾在郑琼的办公室看过一次纪录片，就萌生出要帮她的念头。

　　美林小区的办公室条件不大好，电扇、电视都是旧的。但女当家打开影碟机后，两眼放光。徐小平当场提出想要赞助，郑琼却没理他。“我觉得这个人很特别，要是别人肯定求之不得。”

　　再后来IDOCS来了，徐小平又主动提出要帮忙。第一届砸了10万元，第二届砸了20万元。“其实对于她的事业来说”，徐小平在电话里对《法治周末》记者说，这些还远远不够。

　　作为投资人，徐小平始终认为郑琼不肯和钱走得太近，“只要你肯找钱，钱就会来找你。只要郑琼愿意，在企业家内部筹款几百万不成问题”。他说，过去几年郑琼自己贴钱搞了无数场展映，他和很多朋友一样，劝她“至少拿个募捐箱，收个茶水和咖啡钱吧”。

　　然而，在光线传媒的老总王长田的回忆里，郑琼却是另外一个样子。1998年，光线发行用盯人战术打开局面―――总监郑琼翻开一本内部搞到的黄页，给每位电视台台长打电话说：“您好，我这里有一档好节目……”

　　邹娟也认为，她的老板并非没有商业头脑，“郑琼让每个项目都先成为利润中心，而不是成本中心”，她说，零频道虽然没有挣到钱，但至少证明了，民营纪录片可以活下去。

　　“新东方在创业史上也有几次大的危机，也想过改名，最终挺了过来。”徐小平说，“我希望零频道也能换种形式活下去。”

　　生存路漫漫

　　这不是一个与道义、责任这些大词有关的故事。商人郑琼在做一个民营的文化公司，有点理想，一条道走到黑，走得不易，仅此而已。

　　“她带来了很多以温暖和爱为主题的海外纪录片。”文化学者郭小聪认为，当前的中国应该放下戒备心，更多地欢迎题材多元化，从文化产业政策上给予更多扶持。

　　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不管是《大国崛起》这类国家形象纪录片，还是题材尖锐的地下纪录片，或是零频道力推的优秀海外纪录片，都是补充民族性格和视野的有益养分，不该“失衡”发展。

　　3月26日展映的纪录片《永远》是郑琼引进内地的第一部国际获奖纪录片，2006年5月初，她第一次参加德国莱比锡电影节，发现了这部关于爱和永生的片子。

　　又过了4年，她才将《永远》引进中国。

　　道阻且长，早在2009年年初，IDOCS论坛就顺利拿下一万欧元的支持和授权。相关部门的批文却久批不下。“我们一年80%的时间都在搞这个批文。”

　　历经周折，终于和广电总局接触上了。两届IDOCS开幕式，她和邹娟上台第一句话就是“谢谢广电总局给我们这个批文”。台下哄笑，以为恶搞，谁知她们说的是真心话。

　　这几年，郑琼“死磕”央视和北京台，提着影碟机上门服务，希望能将自己相中的好片子打入体制内。

　　“如果第一步沟通都建立不起来，后面的事就更无法继续。”她深知所做事情的不易。

　　一如她过去所说，在这个国家，纪录片未成行业，三无状态下，只能自生自灭。

　　与中国相比，美国纪录片可获得政府50%的资金支持，加拿大有的纪录片尚未开拍就拿到资金，台湾地区的导演可以向公共电视台、政府、社会或其他个人基金会申请资金。

　　而在内地，尚无关于基金会准入制度，特殊国情下，企业家们无法效仿国外投资支持，体制内纪录片有国家资金后盾，零频道十年，这些情况未有改观。

　　“零频道培育了一批纪录片观众，不同于有国家资金支持的央视纪录片频道，民间资本往往只能听天由命。”在展映现场，负责一档法制栏目的纪录片制片人李明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在这样一个“作死是必然，活着是神迹”的公司，好几次，邹娟她们累得想辞职，崩溃边缘突然来了一部好片子，“她们看着看着，就默默回去做事了”。郑琼说。

　　这几年，她做着一件“逆流而上”的事情，把展映搬到酒吧、高校甚至中央电视台编导的业务例会上。体制内外都知道这个很“轴”的女人郑琼，热爱纪录片成瘾。

　　“我从来都不自认为是个高尚的人，或者社会责任感很强。”郑琼说，“好东西永远都有价值，即使零频道死了，做事的人都不在了，纪录片也会继续下去。它的生命力根基已经扎了下来。”

　　“一切都在循序渐进的发展中。”尽管步履艰难，影视专家周星认为无需悲观，他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保障纪录片发展需要从税收、立法、基金会制度多方面入手，从国家到民间达成共识，吸引投资赞助。

　　一组进一步的消息证实了或许不该过多绝望。

　　2011年新年伊始，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正式成立，成为收视热点。

　　2010年年底，广电总局表示将拿出500万元奖励优秀制作者，再打造3至5个纪录片上线频道和3至5个纪录片地面频道。

　　纪录片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在国际传播中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有资料显示，世界上每天都有15亿人在收看纪录片。

　　3月26日下午5点半，片子放完了，零频道已成往事。

　　郑琼和她的道友们要重新开始。幸好，纪录片不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