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俗之辩”与“雅俗之争”
赵本山说:“我上春晚21年了,这个时间长度肯定有人烦。我是代表一批烦我的人说几句话,也是对自我喜剧的嘲讽。说实话,(春晚)我没上够,因为我是职业演员。但我希望有那么一天,大年三十,打开电视,看到我的学生们在表演小品,那样我会更幸福!” (《新京报》2月19日)
上了21届春晚,如今要靠吸氧才能走上春晚舞台的赵本山,如此放话的底气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前几天一个朋友跟我聊天,说除夕一家老小坐在一起看央视春晚,看到赵本山的小品《同桌的你》,听到像什么“走进一个苞米地,省略多少个字”,大家都在笑,他10岁的女儿也坐在一边跟着笑,他就觉得特尴尬。无独有偶,近日我收到一封来自广西的信,写信的是一位66岁的退休工人,这位素不相识的长者告诉我,他和他周围的老人现在对赵本山小品的感觉早已不是“审美疲劳”,而是到了“厌恶”和“作呕”的程度。
由此可见,赵本山的小品已经是“老者生厌”和“少儿不宜”了。现在广大网友发出“春晚必须反三俗”的呼吁,并非空穴来风。
春晚应是全民春节联欢。因此,春晚娱乐必须坚守这个底线:尊重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生活情趣和个人尊严,让人们在乐一乐的同时,没有感到被取笑、侮辱、歧视、排斥。在这个底线之下,就是“低俗”。赵本山和支持他的春晚老总们共同坚持的娱乐逻辑,却是“非低俗无娱乐”。公众对现在春晚的普遍不满,学界对赵本山小品的严厉批评,就是针对它们的“低俗”。春晚导演和赵本山们在回应批评时,偷换概念,硬把 “低俗之辩”,炒成“雅俗之争”,这是欺人耳目。
“赵本山依赖”与暴利“星工场”
春晚总导演们就像“吸毒”一样,形成了一种对赵本山的“毒品性依赖”。虽然春晚总导演换了好几茬,但他们的口号还是一样的:“广大群众看春晚就是看赵本山”。然而,春晚老总们说的“广大群众”是否包括上述的老者和少儿呢?
因为奉行“没有赵本山就不能办春晚”,春晚老总们就由春晚节目的裁夺官,变换为“赵本山小品”的锦衣卫士。我们不应当奇怪,马东作为今年春晚唯一负责语言类节目的总导演,竟然会公开说:“本山老师的作品我没有参与创作,没有太多发言权。”赵本山的小品近年来严重雷同、陈腐、低俗,难道不是与马东导演们只能“旁观”有关吗?
春晚不是竞技,春晚就是联欢。然而,多年演变下来,现在的春晚不仅变成了竞技场,而且变成了暴利无限的“星工场”。三年来,赵本山为什么“带病坚持”把他的徒弟成批带上春晚?难道除了不惜性命地要为赵氏企业霸住这个具有商业暴利价值的“星工场”,还有别的企图吗?为什么去年《捐助》和今年《同桌的你》结构、内容严重雷同?这不仅因为受到了赵家班创作能力的限制,难道没有受到“本山老师”要带几位徒弟、带谁上的“客观需要”的制约?
赵家班还要世袭到何时?
还有一个更深层面的问题需要考虑,上了春晚21次,赵本山小品曾经是春晚舞台上的正气高歌(如《牛大叔“提干”》、《三鞭子》和《拜年》),为什么2000年以后,逐年“走低”,把低俗之气越演越浓?恐怕除了个人趣味外,更有以春晚为舞台,推行赵氏企业 “非低俗无娱乐”的产业路线有关吧?
如果我们说春晚舞台已经成为赵氏企业的“刘老根大舞台”的分店,也许现在还是言过其实;但是,以近三届春晚的赵本山小品《不差钱》、《捐助》和《同桌的你》为例,说赵本山近年来“带病坚持”上春晚,其苦衷是在春晚底线下搞潜伏,推销赵氏的低俗娱乐产业,是必不为过的。
我们讲20年多年来,春晚只成就了一个“赵本山”,这不准确;准确讲,是春晚只成就了一个“赵氏企业”。说穿了,这就是上了21届春晚,赵本山“春晚还没上够”的“春晚情”。赵本山现象表明,春晚不仅已成为演艺界利益集团化的舞台,而且已出现帮会化现象。
春晚老总们的操办目标是“看春晚就是看赵本山”,近年来“批春晚就是批赵本山”。批评赵本山的声音,从学界到民众,从都市到乡村,从网络到平面媒体,逐年高涨。“春晚败在赵本山”已是不争的事实。
赵本山不是春晚没有上够,而是他企图把春晚霸占为赵家班世袭“星工场”的事情还没有办好。春晚舞台还要被赵家班世袭到何时?
肖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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