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阳刚身份之争:被符号化的“农民工”身份(图)

旭日阳刚（资料图片）

　　每到年尾年初，“农民工”都将成为社会新闻的关键词。年尾，春运潮是漂泊在外的农民工所逃不出的漩涡，火车票是有家难归者最深恶痛绝的敌人；年初，被妖魔化为洪水猛兽的“用工荒”从反面折射出了农民工的种种苦难。但在今年，另有一个八卦话题，所激起的满城风雨，呈现了农民工的身份危机与社会困境。

　　这就是音乐组合旭日阳刚（吉他手刘刚，主唱王旭）的农民工身份之争。

　　网言

　　赤裸裸的户籍歧视和身份歧视

　　腾讯网友：旭日阳刚的农民工身份之争，与娱乐无关，而是一场赤裸裸的户籍歧视和身份歧视，暴露出来的是一些人心中天生的优越感，和对社会弱势群体文化需求的不屑。

　　谁来关注旭日阳刚背后的农民工

　　网友：如今，旭日阳刚被追逐、被消费、被炒作，那么，谁来关注旭日阳刚背后的农民工？须知，旭日阳刚成名于农民工这个标签，可现在无论是质疑者还是激赏者，几乎都淡化了他们身上的农民工符号，都忘记了为什么要关注他们。

　　分析

　　凝固为僵化符号的农民工

　　在造就旭日阳刚成名及大红大紫的诸要素当中，他们的农民工身份占了多大的比重呢？不妨反过来推论：假如是两个衣冠楚楚的都市白领翻唱《春天里》，哪怕比原唱汪峰唱得还要热血沸腾，恐怕都震撼不了小半个中国的无名草根，同时令一个大名鼎鼎、举足轻重的省委书记“感动得热泪盈眶”；同理，春晚相中这二人，不是因他们的歌艺高超，而是因他们的农民工身份，西单女孩（微博）任月丽、深圳农民工街舞团能走上春晚的舞台亦基于此――当然，农民工与草根色泽，只是春晚刻意打造的一个噱头，农民工连其中的调味品都算不上，不过是大人先生们狼吞虎咽之余所吐出的几根骨头渣。

　　说白了，在春晚眼里，农民工只是一个消费符号，就像在权力者与文化理论家眼里，春晚只是一个消费符号。符号化的背后，是权力与利益分配的冷若冰霜。

　　旭日阳刚与春晚的关系，现在已成旧闻。新闻则是，媒体与网友纷纷质疑旭日阳刚不是“农民工组合”，不配称“农民工歌手”。因为他们此前所从事的工作，超出了农民工的传统界限，如刘刚“当过兵，做过保安，摆过地摊，曾短期在酒吧做过驻唱”。故而，批判之声不绝如缕，似乎要扒下他们的伪农民工之皮，露出炒作的恶劣面目。

　　且不说对农民工的定义，单问一点：旭日阳刚成名之前，其身份是不是纯正的农民工，真有那么重要吗？他们之成名有无幕后推手，是不是凭炒作一夜上位，真有那么重要吗？

　　我们喜欢聆听他们演绎的《春天里》，并为之感伤、泪流，更多是因为他们的歌声所流淌的质朴、真挚、激切、苍凉，有一股原生态的草莽之气；却有多少是因为，在出租屋里赤膊高歌的二人是农民工，是草根的代表？如果仅仅基于一种身份崇拜，那么满大街都是旭日阳刚，而轮不到王旭与刘刚来感动中国。

　　而且如论者所言，单看《春天里》的歌词，据说是汪峰为了追思与鲍家街43号乐队（他是该乐队的发起人）相关的青春岁月而写的歌：“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这完全是一个文艺青年的顾影自怜，与我们所了解的农民工生活有什么关系？

　　在此，农民工的身份更多是被夸大了，高估了。我们如此热烈地喜欢旭日阳刚高唱的《春天里》，从而需要为这种集体性的追逐与迷狂找一个鲜明的标识，音乐本身的小布尔乔亚气质与演唱者的阶级属性格格不入，那么，只能从他们身上寻觅社会性的交集与火花，“农民工”于是应运而出。

　　而且，这两个农民工，因其忘情的歌唱而一炮走红，鼓舞了更多的草根阶层未竟的雄心与梦想。于此，农民工不仅是一重身份，还是一种对无权势者追逐光荣与梦想的激励和动力。在社会传播机制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互冲撞之下，农民工渐渐凝固为一个僵化的符号。

　　农民工符号化不能承受之重

　　符号犹如被虚化的英雄、神灵，哪怕它本来是泥猪瓦狗，一文不值，在热情的信徒眼中，却充满无尽的魔力，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当汪峰捍卫《春天里》的产权，禁止旭日阳刚今后不能以任何形式演唱《春天里》，便被批评为“小气”、“不顺应民意”、“汪峰以后在商演之时再演唱这首歌，一定会被喜欢旭日阳刚的2亿农民工歌迷们责骂”……

　　于此，旭日阳刚竟然一举而成为“2亿农民工”的偶像与代言人，可见符号政治的蛊惑作用。民粹主义的欢呼之力何其狂暴，何其专横，在此压力之下，知识产权与法治意识弱不禁风，一触即破。

　　事实上，此时的旭日阳刚，与农民工完全脱离了干系：他们的身份是歌手，是艺人，他们的工资不是以劳动力计，而是美其名曰“出场费”，数以万计；《春天里》不能再唱了，则改唱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和川子的《今生缘》，它们与农民工的距离，貌似还不如《春天里》更切近，“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是大多数农民工规划未来之际所无以规避的噩梦。然而春天不是收容所，残冷的冬季才是现实主义的坟茔。

　　悖论在于，他们已经逾越了农民工的视野与生活，却必须为农民工的符号背书、埋单。依照民粹主义的暴力逻辑，旭日阳刚今后的音乐路线，只能为农民工高歌，只能唱农民工歌曲，假如他们改唱周杰伦的《菊花台》，或者流行至今的《爱情买卖》与《忐忑》，是否也将构成对“2亿农民工”的严重背叛？

　　诚然，他们曾是农民工，也许未来落魄，还将重走农民工的旧路；他们之成名，依托于农民工的生活经验与音乐感知，颠沛流离、清贫如洗而坚韧不移的草根品格，使他们唱出了《春天里》的苍凉与辽阔――这甚至是原唱之所无。但是，农民工不应是一个刺在他们背上的符号，不应是一具约束他们艺术发展的枷锁，不应是他们的音乐生命所不能承受之重。哪怕，哪怕他们曾利用了农民工的名义，压榨了农民工的剩余价值，然而，如你所知，农民工值多少钱呢，这也许是千百种社会身份当中最贫贱的一种。

　　生活的尊严高于虚幻的符号

　　当然，贫贱并不意味可被随意入侵、玷污。可是，旭日阳刚的农民工身份之疑，正如汪峰对《春天里》之产权的捍卫，哪里真正侮辱了农民工的身份呢？我反倒认为，旭日阳刚的成功是投入大多数农民工幽暗而无望的生活的一丝希望的光照。与其捍卫一个虚幻的符号，不如正视它为刘刚、王旭这两个家庭所生产的触手可及的利益与温暖。那种将农民工符号化，由此展开道德批判的民粹观，所造成的危害，并不弱于春晚对农民工之名的滥用与欺诈。

　　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的结尾高呼：“任何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记住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我想说得更具体一些：那些活生生的人比冷冰冰的概念更重要，与你擦肩而过的那个农民工的生活，高于“农民工”这个宏大符号的重量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