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岁高龄的马识途，2010年12月28日摄于成都。摄影/凤凰卫视记者雷宇
2010年12月14日，导演姜文（右一）携电影《让子弹飞》创作组10余名成员抵达四川成都举行发布会，作家马识途（右二）向姜文赠送其亲手写的诗词。图/中新
马识途：子弹飞了40年
马识途的《夜谭十记》，从1942年动笔，至1982年完稿，历经40年，三度被毁，三度重写。一部小说跌宕起伏的命运，浓缩了一个国家的苦难与重生
本刊记者/杨敏
成都市指挥街8号院，96岁高龄的作家马识途已在此居住数十年。这个临近闹市的老旧小区，是四川省人大老干部的宿舍，素来平和安宁。
自从姜文的影片《让子弹飞》上映之后，这里却突然热闹起来，出现了许多陌生的面孔。
《让子弹飞》改编自马识途的小说《夜谭十记》之《盗官记》。作为原著作者，马识途在首映式上对影片的四字评语“雄壮威武”被广为引用。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说得多了容易被别人拿去作各种各样的解释，引起麻烦。等电影下映之后我再作评价。”
在小说《盗官记》中，马识途想要表达的原意是：中国农民为了生计被迫当土匪，开始是打家劫舍，后来伙同起来劫富济贫，再后来，他们意识到这些都不够，需要抢夺政权。“这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他没有纲领，也没有现代的进步的思想，他最多是想通过当官来出个气。”
马识途一直强调其“含泪的幽默”：“这是一个悲剧，是用喜剧形式来讲的一个悲剧。”
但他所不能预料的是，这部小说的命运之跌宕起伏，丝毫不亚于他笔下的这出悲喜剧。小说从1942年动笔，至1982年完稿，三度被毁，三度重写。“子弹”，在历史的天空中，飞了整整40年。
听国民党小科员讲“夜谭十记”
《让子弹飞》里的生活，马识途再熟悉不过。
马识途的父亲马玉之，在四川刘湘时代，曾出任过三任县长，两任在洪雅县，一任在大邑县。洪雅地处川西边区，丛林茂密，山高路险，常为土匪出没之地。
四川匪祸之盛，为当时中国少有。有学者统计，1927年，四川土匪约有近10万之众。
马玉之深感匪祸害民，曾出奇招制匪，一举剿灭洪雅县最大的土匪帮，深得民众敬重。1937年，他调往大邑县赴任，万人送行。而小说中张牧之赴刑场途中，老百姓也是一路送行，称他作“张青天”。
在马识途出生的重庆忠县，确实发生过冒名顶替县长的事情。“县长来上任，过河时（踩踏板）踩虚了，淹死了。于是有人代他上任。”马识途笑说，“这事是我哥哥告诉我的，我很记得。”
《盗官记》中最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银行票号参与买官卖官。这是马识途亲眼所见的。“山西的票号在成都很有势力，他们买来很多官府委任状，卖给想当官的人。成都一个公园里有一个鹤鸣茶馆，就在那儿讲价钱。”
小说里更多的人物和故事，则来自于马识途多年地下工作的积累。
1936年7月，马识途考入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工学院化学工程系，但他的工业救国梦很快因抗日战争爆发而破灭。他在中央大学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南京学联小组，1938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志愿书上，他改原名“马千木”为“马识途”，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
马识途在地下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变脸术”：“我有一顶罗宋帽，两种颜色，一面灰色一面黑色。有漂亮的金边眼镜，也有老学究的黑框眼镜。留胡子也是为了在必要的时候刮掉。”
有时候，还需改名换姓。一次深入匪窝时，马识途改作“陈”姓，因为土匪头子姓陈，便于称兄道弟。马识途说：“当时日本人在动员他，让他投降日本，组织上派我去，争取他抗日，不做汉奸。其实都是穷苦农民。后来我借为他办工厂的名义，用织布厂筹备主任的身份做掩护，在他们里面发展党组织，把他们的枪杆子弄到我们这边来。”
为摆脱特务跟踪，马识途需要不停地变换身份，当过流浪汉、小摊贩、大学教师、生意人……他还当过国民党县政府科员：“国民党搞军粮，我是军粮的督导员，去乡下收粮食，方便跟农民打交道，发展新生力量。”
正是在县政府当小科员之时，马识途听到了许多新鲜的故事。他后来在《夜谭十记》的后记中写道：“我还在小衙门和机关里结识过一些科员之类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像他们自己说的，既无福上酒楼大吃大喝，又无钱去赌场呼幺喝六……只好三五结伙，到人家家里去坐冷板凳，喝冷茶，扯乱谭，摆龙门阵，自寻其乐。我有幸被他们引为一流，在他们结成的冷板凳会上，听到了我难以想象的奇闻异事。”
后来的《夜谭十记》，就采用了一个冷衙门的十个科员轮流摆龙门阵的形式。
潜伏西南联大：写作的开始
若不是鄂西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马识途奉命潜伏，可能就不会有这部《夜谭十记》了。
1939年底，国民党制定了反共秘密文件《共党问题处置办法》。马识途所在的湖北恩施，是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由陈诚亲自坐镇。陈诚一口气在鄂西建立起8个特务组织。
对此，中共南方局确立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十六字潜伏方针。
也是在这一年，马识途被任命为鄂西特委副书记，与鄂西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成员刘惠馨结婚。马识途欢喜得赋诗纪念：
我们结婚了
在一间阴湿的破屋里
桐油灯代替喜烛在辉映
我们找到了主婚的人
却不是我们的父亲和母亲
而是我们生死相许的爱情
但是战乱时期的幸福总是格外短暂。1940年，由于特委秘书的变节，鄂西特委蒙受了巨大损失。“我的爱人和小孩都被捕。省委书记和我爱人牺牲，小孩儿被扔掉了，我找了20年才把她找到。”马识途重提这些，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刘惠馨牺牲时，怀里的婴儿才两个月。后来据特务招供，本来是要收养这小孩，将她培养成国民党特务来对付共产党，但后来还是放弃，怕孩子长大后成为一颗定时炸弹。
由于鄂西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时局异常凶险，马识途奉命前往昆明，报考西南联大中文系，从一年级读起，一读4年。
这意外成为马识途写作的开始。
“当时才真正学了点东西。老师们对写文章要求很严格，那时候就开始练习写小说散文，等于是受了些科班训练。”马识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又因为长期搞地下工作，能见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和人物。这些人物在我心里都非常活跃，就这样慢慢开始写作。”
1942年，马识途开始创作《夜谭十记》。“《破城记》的前半部分《视察委员来了》是第一篇，《盗官记》那时已经写了一些了。”
但是写作只占了马识途很少的一部分时间，他把大量的精力用来发展地下党组织和进行统战工作。
重庆红岩村纪念馆，是中共南方局原址，曾展出一张毛泽东与四个美国大兵的合影。这四个美国大兵便是马识途介绍给中共南方局的。
“一次在书店偶然碰见这几个美国大兵，我懂英语，能和他们对话，就联合了当时西南联大的进步学生，把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特别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再通过他们介绍到美国。”
1945年秋，四个美国大兵取道重庆回国，在马识途和中共南方局的安排下，他们在重庆红岩村与毛泽东见面合影。
谁能想到，这一场交往后来给双方都带来了厄运。这几个美国大兵在极端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受到迫害，马识途则在文革中被诬陷为“里通外国”。
书稿两度被毁
在地下工作中诞生的《夜谭十记》，注定命运多舛。
1945年抗战结束，马识途从西南联大毕业。有人从国民党党部调查室看到一份黑名单，在上面，马识途和其他三个同志被注明为“必须消灭的危险分子”。马识途被调往成都，任川康特委副书记。
“四川的特务特别多，当时我不想来，但通知说飞机票都买好了。而且什么都不准带，因为特务查得非常严。”马识途回忆道，“组织安排说，你就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来成都找工作。”
不得已，马识途烧掉了10多万字的稿件，包括《夜谭十记》已经完稿的部分内容。
马识途到成都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华西大学附中教英语，以此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
《红岩》的作者罗广斌，与马识途素来以兄弟相称。罗、马两家有通家之好，马识途还是罗广斌的革命领路人。
一次，与罗广斌在成都的北海樽茶馆见面后，马识途走出茶馆，先按老规矩在街上转悠一圈，发现有人盯梢。“我上厕所，他也跟了，他不知道我从厕所掏粪的后门逃走了。之后我又转了三条巷子，再没发现尾巴，才放心回住所。”
马识途所住的柿子巷六号，是一座破败不堪的小院子。虽然地下工作让他时常处于高度压力之下，他对于写作仍是难以割舍，闲暇时又开始写。
很快，《夜谭十记》的第一篇《视察委员来了》再次出炉。
马识途将文稿拿给民盟委员、曾经参与创办刊物《浅草》《沉钟》的陈翔鹤看，陈认为很有味道，可以发表。可惜天不遂人愿，陈翔鹤很快被特务盯上，逃离成都，而马识途的家也几次被特务查抄。
“一切有字的纸片都作为罪证拿走了，我写好的一部分《夜谭十记》稿也被搜走。”
“虽九死其犹未悔”
解放后，马识途开始第三度创作《夜谭十记》。
新中国成立后，马识途历任川西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四川省建设厅长、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副院长等职，公务繁忙，无暇写作。直到1959年，在沙汀、张光年等人的催促下，他才开始发表作品。
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那些一同战斗过的烈士……常常在梦中与我相见，和我谈笑风生。呼吁他们再活在文学作品中的权利。一种感情，一种责任，常在催促我，再拿起笔来，欲罢不能。”
1960年，政府特地组织专案组，帮助马识途寻找失踪20年的女儿，最后得知她被武汉一个工人家庭收养，正在北京上大学。马识途有感于地下工作之残酷，20年寻女之艰辛，写成70万字的小说《清江壮歌》。
与此同时，他始终无法忘怀创作多年未果的《夜谭十记》，再次开始写作。
但当时谁能想到呢，在解放之后，这些呕心沥血的文字，有一天仍然会面临被又一次归零的命运。
1966年，马识途在“四清”运动中收到西南局办公厅的通知，让他回成都开会。就在这次会上，他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写反党反社会主义文学作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文革中四川第一个被揪出来的人。
之后，马识途被隔离审查。机关派来三个人与他同住一室，以便监督。他们把办公桌、文件柜里的所有文件、笔记本、信件和他所写的只言片语，都收缴上去，书柜也被贴上封条。
马识途几年来的心血再次付诸东流，《夜谭十记》又夭折了。
隔离期间，组织考虑到马识途的再婚妻子王放病情危急，批准他每个下午可去医院探视。不久，妻子病逝，死的时候除了三个孩子和其他家人，没有人来告别。
1967年夏，四川成立了一个清理地下党的专案办公室，把地下党和国民党、三青团、特务并列。造反派的小报上说，四川地下党里叛徒很多，他们已经发现一个以马识途为首的叛徒集团，有二百人之多。
马识途成为各大机关单位的批判靶子，甚至被小学生拉去批。后来马识途才知道，是学生们读了那些传奇的革命故事，要看一看马识途这个臭名昭著的作家是什么样子。
马识途偷偷地给已经在北京参加工作的大女儿写了一封诀别信：“爸爸被定为反革命，今生休矣。希望不要影响你的前程。望你和我划清界限，好自为之。”
1979年，在隔离审查和入狱6年后，马识途被正式平反。
马识途偶然找到一份在文革中供批判用的《夜谭十记》之《破城记》的油印稿，十分兴奋。《破城记》发表于《当代》杂志创刊号上，大受欢迎。受此鼓舞，马识途开始了《夜谭十记》的第4次写作，于1982夏天完成。
从开始动笔，至作品完成，共40年。
40年而不悔。
马识途给自己的书房取名“未悔斋”，取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之意。
“我们这拨老革命是‘两头真’：过去是真正参加革命，出生入死；当中是在风雨泥泞的道上，经常莫名其妙摔跤，爬起来再跟着走；三中全会后，脑子才清楚了，现在才感觉真正清楚了。”马识途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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