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震“引咎分手”情感政治家堪比青年摄影家陈冠希

文／曹寇

　　引咎分手，无疑将成为2008年娱乐界的关键词之一。作为杰出的情感“政治家”，倪震的权利和责任意识堪比青年摄影家陈冠希，他们的声明和谦逊，突破了专制主义的道德规则，势必使这个国家从感情层面引领并逐步形成“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伦理形象。

　　在专制主义时代，情感图景是由贞洁牌坊和理想化的爱情故事（梁祝、孔雀东南飞，或“乃敢与君绝”之类的辞令）共同构建而成的。一冷一热，可谓“冰火两重天”。但事实放在那里，二者并不能解决人心不古和欲壑难填等内部问题。钻穴逾墙、潘金莲，以至于艳遇和婚外情仍时有发生。这并非单纯的爱情和婚姻问题，热情消耗之后的平庸和厌倦情绪，正是人类有史以来一直所面临的重大的形而上课题。

　　基于“维护稳定”的考虑，针对奸情所书写的休书，甚或沉塘，是必要的警戒措施。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与其说沉塘是一种庄严而公正的审判，毋宁说是来自于被背叛者的报复。破鞋悬于胸前，红字铭刻在脸，幽怨以及仇恨，都是情感暴力。施暴者基于时代的道德正义公然施暴，“奸人”则垂手求缚，坐以待毙。

　　倪震显然洞悉了道德审判所数千年来的专制主义和暴力倾向，他的引咎分手在情感程序上规避了道德酷刑，而通过公正的程序，自领其罪、勇于受罚，然后使得判官和舆论哑口无言。也就是说，他首先默认了传统道德的权威，非常坦白，态度很好，表达了犯罪者应有的忏悔；继而在由他人宣读审判词之前，事先申请，主动接受。化被动为主动，虽则结果一致（流放，也就是与周慧敏分手），但倪震是自我流放。

　　换言之，就程序上来看，倪震的“负责任”形象似乎恰恰体现的是他高出常人的“觉悟”，反而带有道德优越性，从而消解了他的“不道德”。

　　耐人寻味的是，道德唾骂并未因此而有消减，反而越发激烈。人们所关心的不是“流放”这一徒刑的法律意义，而是关心流放对于罪犯的实际意义。在唾骂者看来，倪震的自我流放不仅不需要通过艰辛的劳动“改造丑恶的灵魂”，反而通往逍遥之境。虽然并未逍遥法外，但逍遥法内显然也是不能让人接受的。自我流放后的倪震似乎坐实了唾骂者的不满，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激怒他们。

　　事发后有记者在广州发现倪震行踪，“倪震离开其下榻的中国大酒店，与友人外出吃晚饭，但见倪震神色自若，与友人说说笑笑，不时抬头对周围景物指指点点，一副高谈阔论的模样，没半点神伤。”此外，“倪震由广州秘密返港后，已火速在邻近城大的毕架山帝景峰觅得新居，想与张茆同居。”

　　注意，“没半点神伤”、“火速”，显然不是一个囚徒应有的生活。唾骂者并不希望这位囚徒还积极出现在人们视线之内，即便看到，也希望看到“神伤”和酷刑过后的步履沉重，绝非“火速”。换言之，审判者和唾骂者觉得被耍了，流放地原来草肥水美，沃土一片，牢狱之灾陡然演变为享乐场景。加之张茆在《你们认为慧敏和倪震哥分手是我的错吗》里一连串“胜利者”的反问句及略显轻浮的表白，人们没有理由不这样想：倪震，一个倦于已有恋情的中年男人，苦于媒体“迫害”被迫在公众面前承认了。然后机智地利用媒体，通过自我流放，获得了自我解放。他负责任，态度诚恳，喜悦之情也溢于言表，最后，一切都在破碎中居然呈现了完美形态，继而，一出悲剧被另一出喜剧整体覆盖。啊，那些本想看热闹的媒体及观众，真是太不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