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说：“一个贺子珍，我们上海养得起。”看着天安门前的悼念场面，她老泪纵横：“毛主席到底叫江青害死了。”
1949年，贺子珍来到上海，开始在虹口区工作，担任过虹口区委组织部长，当时住在溧阳路一幢公房里。后来一度搬到淮海中路(现空军招待所)他哥哥贺敏学家住。但贺敏学很快就调到福建工作，市委在泰安路给贺子珍找了一幢房子住了一段时间，又搬进湖南路262号，这里是市委招待处所属的一幢花园洋房，她在这里住的时间最长。
贺子珍初来上海时，毛泽东曾对陈毅表示，用他的稿费养活贺子珍。但陈毅回答：“一个贺子珍，我们上海养得起。”
从此贺子珍的一切费用均由上海负担。开始在虹口区时她有工资，后来生病住院，便由上海市委招待处负担，按行政12级的待遇，每月给她二百元生活费。甚至连她一年四季穿的衣服及日常用具都是招待处操办的。
贺子珍是1954年生病开始住进华东医院，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又搬回湖南路住所作进一步治疗。市委组织了由精神病院院长栗宗华、医生严和俊为首的医疗组，专门负责她的病情，还配备了吴丽娟、徐秀芳等几个专门护士。医生经常到湖南路给她治病。据吴丽娟回忆说：“她发起病来很厉害，抓别人的头发也抓自己的头发，而且猛抽烟。”
一个在烽火硝烟中闯过来的巾帼豪杰，没有倒在敌人的子弹下，却垮在自身的精神防线上。她有许多问题想不通。在苏联她遭受非人的待遇，回到祖国后又因江青的阻挠不能进京。她虽然和毛泽东分手了，但她不怨毛泽东，而只悔恨自己。因为1937年冬她因一些生活上的小事和毛泽东闹崩之后，她毅然一个人从延安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这时毛泽东虽给她发过六封电报劝她回延安，她执意不肯，而去了苏联。她为了这件事而悔恨终生。贺子珍痛恨江青，她清楚地知道是江青的阻挠使她不能去首都北京。贺子珍在上海期间，毛泽东还经常关心她的病情和生活。有一次卫生部长傅连嶂专程来上海，带来了毛泽东的亲笔问候信，并组织对贺子珍的医疗，劝说她相信栗宗华教授能治好她的病。以后毛泽东又经常派人给她送些吃的用的东西。她的女儿李敏也常来上海探望她，每逢春节还陪她一起过年。
在十年浩劫中，原上海市委的领导干部都被打倒了，但市委招待处和华东医院的医护人员仍一如既往地照顾着贺子珍。当时“四人帮”也觉得一个与世无争的贺子珍对他们威胁不大，继续迫害她也无多大意义，所以那一阵贺子珍还算清闲。每年由医生严和俊、护士吴丽娟陪同，夏天去青岛，冬天去广州，春秋天去苏州、杭州。1969年夏天在青岛八大关一幢海滨别墅闲住时，突然林彪的干将黄永胜去了，医生为了避免引起麻烦只好骗她说来了外宾，让她赶快转移到其它地方。
1972年，陈毅去世的消息传到贺子珍的耳里，顿时她的病又一次发作起来。这一年李敏来上海，告诉她北京有个“四人帮”，她又突然发起病来，而且发得很厉害。不吃饭、不睡觉、猛抽烟。她一直在担心毛泽东会受“四人帮”的害。
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对贺子珍的精神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她呆呆地坐在电视机旁，听着满城的哀乐，看着天安门前群众悼念毛主席的每一个镜头，她悲痛欲绝，流着眼泪叨念着：“毛主席到底叫江青害死了。”巨大的悲哀、无限的思念，贺子珍无法控制住感情冲击，病魔再一次缠绕着她，她失去了驾驭自己的能力。
直到粉碎“四人帮”，人们把这一喜讯告诉她，贺子珍的精神方重新振作起来，每逢有人去看她，她就笑着对人说“四人帮”被打倒了，她高兴极了。
1976年冬天，贺子珍突患中风，左半身偏瘫，住进华东医院，从此她就再也没有出来。医院组织了由院长王赞舜、内科主任肖文炳、中医主任乔仰先组成的医疗组，专门负责她的治疗工作。她住在南楼有洗澡间的套房里，病室里还特意布置了沙发、地毯、电视机和收音机。医院里上自院长下至护士都很客气地称她为“姨妈”。
这段时期，我正担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和中央办公厅交给我一个特殊任务，委托我负责贺子珍的医疗和照顾她的生活。出于一种特殊的责任感，我每个星期都要到医院去一趟，了解一下她的病情，到病房里和贺子珍聊聊天。但是她那时说话已不太清楚。开始护士徐秀芳给我当翻译;时间久了，她说的话我已能听懂大半。每次去看望她，她都热情地抓住我的手有说有笑，客气地喊我“张秘书长”，而且这几个字说得特别清楚。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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