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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斯、福布斯及其后台资助者们认为，福格艺术博物馆首批探险队获得成功，要部分归功于华尔纳能把死人说活的天赋。基于首批探险队的有限成果——西安的雕像、拓片，敦煌的壁画片段，以及不同洞窟的照片——1925年，福格艺术博物馆的管理层，说服博物馆董事查尔斯·霍尔掏出5万美元，再次资助探险队袭击中国西部。
霍尔是铝业百万富翁，属于对中国感兴趣的收藏家。他的主要兴趣在于支持福格艺术博物馆和华尔纳所说的“大计划”，即推动中美学者之间开展合作。1928 年，那个计划终于修成正果，设立了哈佛-燕京学院，借以促进中国的高等教育。此次华尔纳再次成为探险队的名义领队，虽然他一直待在后方北京，为实施“大计划”寻找中国合作者。
此时，杰恩成为了探险队的实际领队。探险队员在北京停留了几个月，在那里学习中文。如他们的领队所言，他不想“领导新的探险队，除非他对中文有说得过去的了解”。杰恩学习的中文包括“用一些中国方言讲古代中国流行的骂人脏话”。他还自娱自乐，用文身布满身上每寸皮肤，成为“浴缸里的哇噻景观”。
最终，杰恩和同伴们离开北京，向着敦煌进发。他们此行的目的，是瞒着中国政府，揭取更多的壁画。除了杰恩，新探险队还包括未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研究员普艾伦、文物保护专家丹尼尔·汤普森、外科医生贺拉斯·斯廷森以及摄影师理查德·斯塔尔。那一年，华尔纳44岁，而其他美国人都是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
在北京，华尔纳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正式许可，要求探险队只能在敦煌研究、拍照，并“被最大限度地警告……不能从洞窟转移任何东西”。但是，该探险队的规模、汤普森的加入(一位壁画揭取专家)，以及杰恩与福格艺术博物馆之间的通信，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他们的计划远远超越了拍摄记录。
他们讨论了从一个或更多洞窟揭取整个壁画场景的计划。其中最大胆创新的方案，是汤普森提出的“飞机运输建议”，即每月一次把东西分批运往北京附近的总部。 “飞机上的10小时或12小时，远比马车上的3个月安全。”汤普森给普艾伦写道，后者把建议信转交保罗·萨克斯：“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安全转移每批东西，使竞争对手和土匪望尘莫及……飞机可以完美运送雕塑。漫长的陆运有可能使塑像粉身碎骨。”
3月25日，探险队已离开北京一个月。距离敦煌还有8周路程时，探险队遭遇了一件事情，算是对后来困难的预兆。
此时，探险队已被美国大学的贾斯廷·雅各布斯、杰恩和他的团队重组。在翻译王近仁、北京国立大学(即北京大学)学者陈万里博士陪同下，探险队在泾川遭遇了一群愤怒的中国农民。那是一个靠近甘肃省罗汉洞的小村庄。
根据陈万里出版的日记记载，大约有20名村民“紧紧抓住马缰绳，不让我们离开”。有更多农民赶了过来，“引发了一场大骚乱”。他们“谴责杰恩打破了一些佛像”。人群不断聚集，直到探险队拿出现金，以每件2美元的价格购买了那尊大佛像和18尊小塑像。协商刚刚结束，当地治安官抵达现场。交易无效，钱被退回。
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发生的一个事件给中国处于升温中的反对“外国鬼子”的愤怒火上浇油。此时，福格艺术博物馆探险队正在前往敦煌的路上。上海一家日本棉花厂发生了罢工。其间，工厂的警卫对罢工者开枪，打死了一名工人。由英国人统治的上海警察部队驳回了对枪杀事件负有责任的工厂经理的起诉。随后，在外国人租界对面的上海南京路，发生了大规模学生游行。英国警察向人群开枪，至少打死了11名示威者，打伤多人。中国各地兴起了反对外国人的抗议活动。传教士和外国人被迫撤离。据报道，在随后发生的长达数月的骚乱中，死伤人数达到数百。
在那种社会背景下，杰恩的队伍一来到敦煌，就立刻被一群愤怒的示威者包围，其中还有“一名荷枪实弹的护卫”。杰恩如此告诫华尔纳：“你去年离开敦煌后，当地民众对转移文物之事极其不满，他们发起令人恐惧的公开争论，谴责敦煌当地治安官接受了贿赂允许你带走文物，必须下台。”
因此，华尔纳本人只得在安西停留，那里离敦煌还有3天路程。华尔纳补充道：“如果我此时在敦煌，会使那里的情况雪上加霜。”此时，华尔纳担心“去年普艾伦给我的那几块壁画碎片和泥塑，已演变成整个洞窟被我掠夺……我成了敦煌饥荒和干旱的罪魁祸首”。
杰恩在向福格艺术博物馆的福布斯馆长的报告中写道：“我的结论是：任何试图剥离壁画的行为均属愚蠢之事”。自探险队上次光临敦煌以来，情况已发生改变。 “从受损壁画上剥离少许碎片是一码事儿，可一蹴而就，既不引人注意，也不会使和尚和当地民众过分悲痛。而揭取整个洞窟或更多完整洞窟的壁画，则属于另一码事儿。那至少需要3个月或4个月的时间，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当地的极大关注，还可能引发实际骚乱……我们可能也会惹上麻烦，不仅会危及福格艺术博物馆未来可能派出的探险队，更糟糕的是，还可能会对我们的‘大计划’造成伤害。”
敦煌石窟距离敦煌城24公里。探险队必须在白天穿越那片沙漠，还要有警卫护送，单程差不多5个小时。因此，探险队每天只能工作几个小时，在3天的时间里，总共有10小时用于研究和拍照，还不允许使用闪光灯。因此，“外国鬼子们”几乎不可能杀出一条血路。除了路上经过时拍摄的少数洞窟照片，他们将“徒劳而归”。
多年后的1987年，美国华裔学者陈毓贤出版了《洪业传》，他在书中透露，身兼秘书和翻译的王近仁出卖了探险队，他曾向在美国读过书的北京燕京大学系主任洪业忏悔，称华尔纳首次在敦煌石窟揭取壁画时，他就在现场。洪业主任与中国教育部副部长联系，通知探险队后续旅程的沿途官员对探险队提供保护，但“决不允许他们触碰任何历史文物”。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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