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队在肯•沃伦的精心准备下,物资丰富,进展有序
漂流长江时,肯•沃伦已经59岁,大高个,极强壮。他出生在大萧条中,富有运动天赋,读大学时拿到橄榄球和篮球双料奖学金。他酷爱读书,大学时主修历史,崇拜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打赢了美西战争,当上美国总统,卸任后又去非洲、亚马逊热带雨林探险,同时主张环境保护,建立起黄石国家公园。肯•沃伦常说,自己晚了一百年出生。他认同那个时代的探险家们。
在35年数千次漂流生涯中,肯•沃伦的总漂流里程超过11万公里,无重伤、撤离记录,肯•沃伦户外公司是美国西北部最大的户外公司。他一生都保持锻炼,体力极其充沛。他强调团队合作、敬天、尊重河流,他认为河流孕育了周围一切生命,人与自然一体。每次出行,肯•沃伦都随身带个垃圾袋,把自己和其他游客的垃圾捡起来。肯•沃伦绝不认为自己在“征服”河流,漂流对他是爱好,也是他和自然融为一体的方式。
在他的船上刻着一句话:Go with the flow.(随波逐流)“不要和大水搏斗,你要顺着它走。” 他告诉队员,“在河上你不能有任何投机、轻慢的心理,把自己交给河流,河流会保佑你。”基于这种哲学,肯•沃伦对漂流中最危险的事故,翻船,有着不寻常的理解:船是被浪打翻的,但当浪太大,把船灌满水以后,船就成为河流的一部分,就不会翻了,你反而安全了,“因为河不可能把自己翻过来”。一年后,在长江最致命处,肯•沃伦的这种漂流哲学将放大长江的惊险。
工作之外,肯•沃伦只有一种消遣方式:喝威士忌。傍晚,一天的工作结束,他会在家里找一个宽敞的地方,喝一种叫 Canadian Clubs 的威士忌,他只喝这种牌子,每天如此。边喝边坐着聊天,他就放松下来了,他称作 Ken's Medicine(肯•沃伦的药)。
就在出发前三个月,肯•沃伦处理了一笔医疗诉讼,在一次手术中,他的左肾被误诊切除。他拿到8万美元的调解金,不再追诉。为了漂流长江,肯•沃伦投入 190万美元,他的公司破产。电视台的赞助不够,他不得不拿自己的钱投入到探险队中。家里电话停机、燃气被断,只能捡树枝生火。他将所有希望寄托在纪录片版税和日后中国的商业漂流上。
但中美队多数人并不像肯•沃伦那么严肃、投入,他们的平均年龄比肯•沃伦小20多岁。年轻人们抱着来玩的心态,打成一片,很快有队员谈起了恋爱,还衍生出三角恋。抵达中国前,最后一次队伍会议,肯•沃伦问队员们还有什么疑惑。队员问他:漂流时,我们能在船里读小说吗?
大院子弟
活着的尧茂书默默无闻,但死后,他声名大扬,狠狠地刺痛了中国人敏感的自尊心。
1985年9月,《四川日报》刊发《长歌祭壮士》,第一次详细记录了尧茂书的漂流遇险。这篇重磅报道引得一百多家媒体转载。人们反问:“龙的传人,难道就只一个尧茂书?”
80年代的中国,这样的问题就是一枚炸弹。为了抢先美国人一步,1986年6月,国内自发组织的漂流队动身前往源头,他们毫无准备。一支从上海出发的队伍,到源头时只剩下一个人,这人挣扎到沱沱河,看了一眼才甘心返回。另一名武汉的漂流者,漂流船就是三只轮胎绑在一起,中间放一块木板,他也在源头附近被劝回。
最后坚持下来的是两支漂流队。一支是洛阳漂流队(简称“洛阳队”),民间自发组成;一支是四川省政府支持的“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简称“四川队”),多家媒体支持,资金相对充裕。但两支队伍都没人漂流过。
洛阳的队员多数来自洛阳市委和市政府大院。两院只隔了一条街,住的都是市委、市政府的家属,他们从小接受着“英雄主义”教育,却在最好的年龄赶上了文革,不是下乡,就是在街头闲晃。
大院子弟天然抱团,是街头斗殴的一大势力。后来成为漂流队主力的郎保洛因为打架,多次出入劳教所。队长王茂军曾因失手杀人,到龙门煤矿背煤。副队长雷建生的父亲是洛阳玻璃厂厂长,副厅级官员,文革时被打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后来雷建生报考飞行员,所有环节都过了,最终政审被拒。
没有受过正经教育,街头经历又给他们增添了污点,最后,大院子弟们多数进了工厂,郎保洛是胶鞋厂干部,报考法律系研究生失败,雷建生曾在轴承厂做干热处理工,王茂军在纺织厂做锅炉工。和他们从小崇拜的英雄相比,工厂的工作是那么碌碌无为,和“建功立业”没半点关系。他们的理想,“把锅炉烧翻了也没法实现,(还得算)安全事故。”王茂军说,“快憋疯了”。
长江漂流就像一个出口,释放他们年轻时未能迸发的激情。尽管他们对漂流既无知,也没兴趣,家人更是不支持,整个队伍的训练就是在洛阳公园里划船,但他们还是出发了。1986年5月,洛阳漂流队背着家人、躲开体育局的堵截,偷偷踏上了去西宁的火车。
才到青海,他们就发现摸到长江源头都很难,更别提下水。一路上都是无人区,风大,干燥,队员嘴唇开裂,血流不止。脚下的路一会儿是冰冷入骨的雪水,一会儿是绵软的沙土,几次折腾,队员们脚都烂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