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和受贿罪
起诉书对高勤荣涉诈骗罪的指控,亦有两个行为,其中一个是:
1996年3月,高勤荣向运城大酒店介绍了深圳意盛实业有限公司推销的一次性客房卫生用品,同年6月,意盛实业有限公司给运城大酒店发了价值 122877元的货物,运城大酒店付货款50486.8元,尚欠72390.2元。1997年5月20日,高勤荣到运城大酒店见到总经理王志刚,谎称意盛实业有限公司欠他个人的钱,从剩余的货款中给其2万元,骗得王志刚信任,从运城大酒店提走现金2万元。
就这一情节,据高勤荣回忆,1996年,山西青年报社集资建房,他没有钱,便在其母亲处拿了4万元,回太原途中住在运城大酒店,房间失盗,这笔钱被盗,他还报了案,但此案未破。高勤荣与酒店总经理王志刚是老乡,他告诉王没钱给单位集资,向王借2万元。王同意,让高勤荣打个条,“他说你深圳那两个朋友在我账上还有7万货款呢,就从那里拿吧。”高勤荣就打了个借条,写的是“高勤荣代领”,王志刚也签了字:“同意”。
李肖霖在法庭上就此辩护说:“当时被告人必须交单位买房子的定金,情急之下,和王志刚商定使用该方法临时解决,王志刚无法使用酒店的款项,只好使用被告朋友在深圳公司的货款,这样既解决朋友的困难,又不让酒店受损失,为了符合财务的规定,出师有名,使用了借条的形式。这是一起明显的、双方都知晓的民事行为。”李肖霖不认为这是诈骗。
高勤荣是在1998年12月4日被抓的,界面新闻了解到,就在其被抓前6天,1998年11月28日,运城大酒店向警方报了案。李肖霖在法庭上就此辩说:“作为多年的老朋友,在深圳公司没有催要款项和大酒店没有向被告人追要的情况下,直接向运城市公安局报案,不合逻辑。”
关于受贿罪,也是涉及两个行为,其中包括:1996年7月,高勤荣受运城市公安局巡警大队副队长程建国之托,为其表弟王军学违法运输红塔山卷烟被河津市烟草公司扣押一事说情,在运城大酒店719房间收受王军学玉溪牌卷烟两条,价值720元,现金2.5万元。
高勤荣告诉界面新闻,程建国跟他是“拜把子兄弟”,高不在老家,程经常帮他的父母买煤买粮,关系很好。1996年盖房热,程向高母借过3万元。同年,程的表弟王军学往西安贩烟,在河津被该市烟草公司的人扣住,而这批香烟贩运“手续齐全”,他便带着程去找了运城市烟草局局长董某,让董某“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给予关照”,后来这批香烟被放行。后来,程建国他们给他送了2.5万元。高勤荣回忆:“当时我说不能收,但程建国说还欠咱娘3万块呢,等于还你了,还欠5000元,我这才收下了。”
在申诉阶段,高的律师王大瑞就当年对高的这一指控说,王学军并没有通过高勤荣谋取不正当利益,因为按照当年的烟草管理规定,有证据证明王运输卷烟的手续齐全,不需要被处罚。
狱中之囚
一审判决后,高勤荣不服,上诉至运城地区中院,1999年8月,其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同年9月9日,高勤荣离开看守所,开始了漫长的监狱服刑。
第一站是永济监狱,这是一个分流监狱,高勤荣呆了一个多月,每天走队列,背监规,监狱里蚊子凶猛,“一群一群的,咬得受不了。”就在永济监狱,高勤荣遇见了比他先关进来的高满强。
“我进去后,看见高满强就在那里猫着呢,”高勤荣回忆。他找机会跟高满强聊了聊,高满强告诉他,在京被抓后,他被人拉着腿,倒拖到吉普车上,被拉到运城行署驻京联络处,“蒙着被子打,门牙都打掉了。”
接下来的分流,高勤荣去了晋城监狱,高满强去了晋中监狱。晋城监狱以前是个煤矿,家人担心高勤荣的安危,约一个月,就想办法把他也转到了晋中监狱。
晋中监狱是山西省第一监狱,这是一座国内为数不多的“百年监狱”。关押的主要是重刑犯,它也是座开放监狱,“允许外国人参观。”高勤荣说,这儿离太原也近,方便家人探视。
高勤荣回忆,在晋城监狱那一个月,狱方见其是记者,已准备分配他到监狱小报做编辑工作,转到晋中监狱后,他与新入狱的犯人一起先集训三个月,然后分到了监狱教育科直属队,负责编辑监狱小报。
在晋中监狱,高勤荣一直负责编辑《晋中监狱报》。小报每周一期,四个版,头版是监狱系统的新闻,二、三版是犯人的服刑与改造体会,最后一版发表犯人写的散文或诗歌。负责编辑工作的共有六七个犯人,由高勤荣统管。
编辑小报的时间是在每个周一至周五。每天晨六七点,高勤荣就跟其他犯人一起集体起床了,洗脸,刷牙,吃饭。早饭是馒头、稀饭与咸菜。饭后,犯人们拿个小板凳,坐在“号子”里等干警过来,报数,点名,排整齐队伍,由干警领着去各劳动岗位。高勤荣他们被带进“编辑室”,开始工作。
中午12点,干警再过来,点名,报数,排好队伍,高勤荣他们再被领回“号子”里吃午饭。午饭一般是大米、面条与大烩菜。下午重复上午的工作,五六点钟回“号子”。晚饭后是学习时间,写日记,写劳改心得,看新闻联播,22时前后集体熄灯睡觉。
监狱里没有周末。周六、周日不编小报了,高勤荣还要做其他劳动。晋中监狱有个铝制品厂,生产铝壶、铝锅等,高勤荣还做过制作铝器的活,后来铝产品生意不景气,监狱就在周边农村揽来一些活,让犯人摘辣椒,捡豆子,捣核桃。
高勤荣回忆说:“拉来的辣椒是从地里连根砍下的,犯人负责摘下上头零星的辣椒;收割机收上来的豆子,里面有土有石头,犯人就扒拉着把泥土和石头挑出去;有时候还要把核桃仁捣出来。”劳动有定量规定,如每人一天要捡豆子200斤,高勤荣也要完成这个定量。
这样的日子日复一日。回忆起来,高勤荣还会笑称他在监狱的这几年“新闻业务没有丢”。有一年全国监狱系统写作评比,高勤荣的两篇文章得了一等奖,一篇是报告文学,另一篇是评论,“等于给山西扛回两枚金牌。”
但刚进监狱的日子让高勤荣适应不了,剃光头,穿囚服,戴囚帽,约20个人挤在同一间“号子”里,“光管教那眼神就让你受不了。”高勤荣说刚进去那一两年“想死的心都有,”过了两年就“麻木”了。
监狱每年底都要填表,犯人要写对犯罪的认识和态度。高勤荣回忆,在监狱那几年,填表时他从没认过罪,都是写被人打击报复。教育科长与他关系不错,曾对他说:勤荣,你得认罪,不认罪不能给你减刑。虽然高勤荣一直没有认罪,但由于他在监狱里表现很好,最终仍被减刑四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