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意者和流氓无赖从来不可能在一开始就加入一场运动或事件。他们卑怯的心灵使他们体验不到“爱国”之类的自然情感,也不可能为任何理念所打动。他们的智商当然更不足以让他们解读出一场运动或事件在一开始时的风险或收益。
可是都那么多人“爱国”了,而且情绪激动,政治正确,非常安全,这不正是自己渴望已久的加入进去,利用“爱国”名义骂人打人,发泄破坏性的机会吗?
于是他们不仅在网上骂人,而且跑到肯德基去“抵制”了。
到这个时候,事件的性质已经变了。它进入了第三阶段,“不正确阶段”。
第一,这类“爱国”运动的功能已经基本结束,声势国际上都看到了。政府不希望它再搞大,以免被舆论绑架自己的决策。博弈既是有气势的也是理性、谨慎的。“爱国情感”必须既能放,也能收。
第二,在“爆发阶段”,各类人等的情绪激动展示了一些低劣的素质,这其实在国际上很丢脸,影响国家形象,而经由失望者、流氓无赖的加入,更是把这些低劣的素质推向极端。这对国家的博弈,恰恰起了反作用。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线下的各种抵制,对社会秩序的冲击,触发了政府敏感的神经。对社会秩序的冲击,直接后果不仅仅是某些民众的生命财产被威胁,逻辑后果就是对政治秩序的冲击。让它在各城市蔓延是危险的。所以,必须刹车,必须定性为不正确。而为了应对这种“抄后路”的可能,国家暴力机器也对此保持警惕。
到这个时候,最后冷静的,一定是失意者。
我们想说,在中国,100个人的“抵制”队伍中,如果有1个人是在真诚地表达某种情感或理念的话,那么,一定有99个人是想趁机发泄点什么的,而其中,一定有很多人想趁机打砸抢。
4
中国社会的失意者已经非常之多。你在这个事件中,所看到的不过是冰山一角。
这群人有两个典型的特征:
或者在社会经济地位上,是个失败者,其阶层地位,大致处在社会下层、中产阶层的下层;
或者在内心里,是个失败的人,他或者长期被洗脑,或者是个容易出卖自我的人,或者早已心理变态,他们的阶层地位可以从社会最下层一直到中产阶层的上层。
对于有的人来说,这两个特征合二为一。
他们或者在阶层的意义上,或者在心理的意义感到压抑,都感觉到自我已经一败涂地。
因此他们仇恨这个世界,其最大的渴望,就是将稳定的社会秩序颠倒过来,最好再来一场暴乱。只有这样好像才能补偿他们。
当年,砸中国人购买的日本车,侵犯公民财产权的,是他们;
现在,跑到肯德基里不让顾客正常进餐,侵犯公民自由权的,是他们;
干扰警察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试图袭警的,也是他们。
在平时,你感觉不到他们是失意者。因为他们看上去好像都不算坏人。可是注意一下,你仍然可以发现蛛丝蚂迹。比如随手就乱丢垃圾,丢的时候闪过恨意,而且还挺爽;比如明明连街头歹徒都不敢喝斥,却动不动说“杀光日本人”;比如总是渴望哪儿闹点事好去围观;比如看到有人要跳楼就喊“跳啊!快跳!”;比如动不动就鼓吹民族主义、种族主义……
接下来,失意者和国家、社会的关系会如何呢?
我们想说,所有的失意者,因为内心的失败和卑怯,都会欺软怕硬,无一例外。
因此,面对国家暴力机器的强有力震慑,他们被切割成了原子,平时只能在日常生活中,对这个社会或弱者进行攻击。而在“认同”中,他们会像小粉红、正能量成员一样,把“国家”、“民族”这些东西当成自己心理上的母体,背靠这个母体,去发泄自己的破坏性。
原因嘛,美国“码头工人哲学家”霍弗讲得很清楚了:“一个人愈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
这意味着,政府在防他们的同时,也会预设他们是利用的对象。
同时也意味着,他们的破坏性,首先针对的是这个社会的其它成员,尤其是没有防护能力的弱者,但非常让人担心的是:社会秩序被冲击,很容易就冲击到政治秩序。
所以接下来,会发生这类事情:在反腐的高潮告一段落后,高层会严厉整顿社会治安。
就是说,失意者的土壤不会消除,但要防止失意者大规模地变成流氓无赖——他们不能直接威胁社会秩序,这样有不可控的巨大风险;而在“爱国”等名义下冲击社会秩序,是可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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