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告诉你:北京与上海为何会如此不同?(图)

　　唐晓峰谈近代北京城的变迁

　　谈到中国的近代城市，上海是一个典型，相较而言，同时期的北京似乎并不那么典型。“近代上海”与“民国北京”之间有何差别?沉淀了许多传统与历史的民国 “老北京”如何找寻其近代性?近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唐晓峰教授，请他谈谈近代北京城是如何脱离传统的。

　　说到中国的近代城市，更惯常的说法是“近代上海”、“民国北京”。“近代北京”似乎是使用频率不那么高的概念，这是什么原因?

　　唐晓峰：在中国，什么叫近代城市?最典型的是上海。关于上海的近代史，学界的研究很多。这给人们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大量西方元素、现代经济元素进入城 市，主导城市的发展，就是典型的中国近代城市。从这个角度看，在近代北京城看不到很多这类东西，所以它不是一个典型的近代城市。不过，北京在近代史上的存 在感是非常强的。北京的近代性和上海不同，你可以把它划为另一类的近代城市，但是不能把它从中国近代史上拿走。

　　近代上海是脱离了传统的“新上海”，而民国北京城常常冠之以“老北京”这样的称谓。怎么看“老北京”的“近代性”?

　　唐晓峰：北京城的近代性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一般讲北京，我们往往会迈过它的近代性而直接讲它的传统性。但是这个传统性是真正的传统性还是掺杂了传统的近代性?按董玥的说法，现在一些所谓“传统”的东西，实际上是在近代北京才出现的。

　　北京城的近代性是什么?其新的价值和功能是什么?这是研究民国北京城一个具有核心性的问题。既然民国北京城不是典型的近代城市，缺乏近代城市那些“新” 东西，那么，难道它还是以前的那个王朝时代的北京城吗?显然不是。那么，北京城在哪些地方、又是如何脱离传统的呢?现在已经有若干部很好的研究近代北京的 著作，从宏观层面进行讨论，为了更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还需要用专题论文的形式，通过个案分析，做更详细的探索。

　　近代北京最显著的一个变化是清政府的灭亡，权力阶层的置换。

　　唐晓峰：对。清朝倒台后，掌权的换了一批新人。原本作为贵族的旗人，高高在上的特殊身份没有了。民国时期，这一人群是怎么流动的?他们不是往上层走，而 主要是往下层走。因此，民国北京城里的基层人群不一样了。原来的旗人，甚至是一些旗人贵族向基层下移，于是，民国北京的基层文化就不再是纯粹的草根文化。 那些下移的旗人，外表变得草根，但内心还是很高傲的。满人的向下流动，是近代北京的特殊性，也是民国北京城的一个显著变化。

　　现在有人说 北京是“爷文化”，走到哪儿，管谁都称“爷”。这原来是贵族的东西，后来影响到基层。随着旗人的下移，那就更分不清谁是真爷谁是假爷了。另外，“文玩儿” 本来也是有钱有闲的贵族文化的东西，后来影响到基层，人人手里都转核桃。最近《读书》上有作者讨论北京的“非遗”，指出一种风气，讲“非遗”，一追溯其历 史，就总是往宫里、往皇家贵族那儿去攀援。其实这不都是吹牛，确实有这种情况，原来可能是宫里的东西，例如掼跤，后来沦落到基层。这是贵族文化进入基层的 一种影响。

　　其实，不止是权力阶层，清朝灭亡之后，北京的各个阶层都在重新洗牌。基层有变化，中层也有变化。观察近代北京，不仅仅是城市空间结构、建筑外形有变化，里面的人也有变化。

　　满清贵族下移之后，新的上层群体是一个怎样的存在?近代史上，北京的新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个有力量的群体，他们是如何兴起的?

　　唐晓峰：近代北京的上层自然与明清时期完全不一样了。从传统到近代，北京城有两个群体的生活方式中断了，一个是上层的皇朝政治群体，一个是中层的士大夫群体。民国前期取代前者的是北洋军阀，取代后者的是新型知识分子。

　　北洋时期，上层政治集团很混杂，北洋军阀里有王朝旧官，有草莽英雄，也有留洋人士。这个混合体没有成型的文化，权力集团的规模也比清朝的旗人贵族小多 了。这些军阀所看重的利益是在整个国家层面上，作为城市的北京怎么发展对他们来说没那么重要，所以这些军阀不像原来的皇室，对北京城进行严密的控制。民国 的新权贵在京师社会中，根基很浅。

　　传统时代的北京文化所依托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士人，在城市区域上，大多居住在宣武门外，形 成所谓“宣南文化”。宣武门外集中了一大片会馆区和士人居住区，聚集了文化水平很高的汉族士大夫，现在还保留着很多名人故居，那里曾经住过赫赫有名的学者 以及朝廷重臣。这一空间特征是旗民分治造成的。宣南文化是清朝北京一个引人注目的组成部分。但是，到民国北京的时候，分治的情况没有了，“宣南”文人群体 消失了。没错，“宣南文化”的确不复存在，但另一个文人群体取而代之，仍然是北京文化的重要载体，他们的居住地已不在宣南，但影响力同样巨大。在这一点 上，北京还是北京。

　　近代以后，北京出现了许多现代意义的高等院校，汇聚起一个巨大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这些人的外省籍身份容易使人忽略 了他们与北京文化的联系。我的看法是，他们的行为方式，是属于北京的社会文化产品，体现了正宗的北京文化特点。当年的宣南士人，许多人也是外省人士，但只 有在北京才酝酿出精彩的成果，才产生举足轻重的文化影响。近代北京，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出现，他们主导了新文化运动，其意义尽人皆知。知识群体在北京的特殊 性，正是这座城市特殊性的一个表现。

　　近代北京经历过一场场社会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一二· 九”学生运动等等，运动的参与者变来变去，运动的性质也随时改变。需要提醒的是，我们讲运动、讲革命，不能把北京城搁在一边，而应该把运动、革命与北京城 这块“地方”结合在一起。近代中国风起云涌，北京算是开风气者，这座城市给人一种冲动、一种行动的条件和价值，这都反映了它的近代特性。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