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访压力下的危险关系:闹访者捅了镇干部9刀(图)

　　蔡普敏说，对于镇里的安抚救济，王立军没有表现出知足。在一次次要钱成功后，他依然会接着要钱。

　　“我跟他说了，并不是每次要钱都能给你，都是有程序的。”

　　对于王立军，蔡普敏也有自己的矛盾，一方面，“看到他生活真的很困难”，但是另一方面，“想帮助也不敢主动，因为他会赖上你”，况且，“我们也不能对他太过迁就，要不然别人会怎么想”。

　　根据蔡普敏的说法，出事前王立军的低保和各类救济，每月从镇政府领取的金额1000元左右。

　　“王立军的胃口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多，难以被满足，直到这次一开口就让镇干部为他做100万贷款担保”。一位镇干部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

　　唐坊镇政府大院。新京报记者刘子珩_摄

　　“要挟式”上访

　　2012年11月的一天，王立军没有通知任何人，带着女儿去了北京。

　　据蔡普敏讲述，王立军在住店登记时，主动告知自己是来上访的。

　　第二天凌晨一点，蔡普敏带着管区书记、村支书一起，开车赶往北京。

　　清晨六点，他们见到了王立军，问他，究竟有什么诉求来上访?

　　王立军回答，低保的钱不够，养不活自己和女儿，希望来要点钱。

　　当天下午四五点，王立军被接回了村里，同时得到了镇政府的几百元钱。

　　一位镇干部说，从北京回来后，王立军似乎找到了镇政府的软肋，每当重大节日，或者全国重要会议的时候，他会通知镇里，准备去北京上访了。

　　由于在镇里分管信访，蔡普敏对王立军十分熟悉。他告诉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王立军与普通的上访户不一样，既没有上访材料，也无上访单位，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以上访为要挟，找政府要钱。

　　最令蔡普敏头疼的是，除了要钱，王立军并没有其他问题反映，但他频频地往北京跑，也令镇干部们无所适从。

　　按镇干部的说法，王立军需要的也不是大钱，两三百元就能满足。在全国两会等重要时期，镇里给他安排在申家管区打扫卫生，每天50元工资，也算是变相给予补助。

　　镇里也会派人帮他接送女儿小雨上下学，目的也是通过小雨“留住”王立军。

　　一位镇干部坦承，对于王立军的这种“要挟式”上访，唐坊镇政府一直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信访制度的压力下，又不能听之任之。他们只能采取访前看，访后接的方式，但总有疏忽。

　　2012年之后，王立军又去了两次北京。最后一次是在今年春节之前，村支书王庆林说，按要求，他应该和蔡普敏一起去北京接王立军回来，但那时正好是大雪天，高速都被封了。没有办法，他们只能通知北京方面，帮忙先给王立军买张票送他回来，车票钱再转过去补上。

　　“他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蔡普敏说，全镇像王立军这样的低保户不少，但真正给镇上带来麻烦，以缺钱为理由靠上访要钱的，只有王立军一人。在2013年信访排名还没有取消时，镇里出了王立军，作为分管干部，他的压力尤其大。

　　信访机制的软肋

　　2013年3月，申家管区书记换成了李坤，他也成了这几年与王立军接触最多的镇政府公务员之一。

　　李坤生于1987年，烟台大学法学专业、运动训练专业毕业，2009年8月，考取大学生村官，到唐坊镇工作，任唐坊镇和店村党支部书记助理。2011年8月，李坤考取山东省委选调生，再次分配至唐坊镇。

　　李坤在当地有不错的口碑，唐坊镇干部们向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介绍，这个年轻人上进有为，曾被评为山东省优秀大学生村官、山东省优秀团员、淄博市优秀团员。

　　镇干部们说，比起旁人避之唯恐不及，李坤对王立军照顾有加，只要政策允许，他总是会满足王立军的要求，比如帮王立军买电话，充话费，看病，申请补助，在村里人看来，除了他，没有谁能对王立军这么好。

　　蔡普敏回忆，春节前王立军从北京上访回来，李坤给王立军带去了米面粮油，让他安心过年。

　　但就是这位在旁人眼里对王立军最好的李坤，却被失去理智的王立军连捅了9刀。

　　李坤被送往了县人民医院，进入重症监护室，第二天凌晨，又被转至淄博市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

　　据淄博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王世富介绍，李坤身上多处受伤，比较严重的是胸口与腹部的伤，由于伤及肺部、脾脏等器官，目前仍未度过危险期。

　　申家管区办公室，曾经李坤的工作地，现在王立军女儿小雨住在了里面。

　　由于父亲王立军被刑拘，唐坊镇政府派出四位工作人员，对小雨进行照顾。他们还不敢告诉这个小女孩，她的父亲用刀捅了人。

　　王立军事件发生后，有专家学者就此发表观点，认为此事件凸显了乡村贫困救助难题。

　　有学者称，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乡村贫困救助也呈现复杂局面。发展为暴力事件虽然是王立军的个人问题，但是类似的以上访为砝码的求助者却不是个案。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说，信访体制的特殊性，造成了现在的局面。“信访体制解决了绝大多数问题，但是它也产生了非常特定的问题。大多数上访者是为了解决问题，但是少数偏执的上访者，通过这个体系获得了不应该获得的好处。”

　　贺雪峰说，对政府救济有无限要求的群体在基层十分普遍。“这个群体他看到了信访机制的软肋，你也不敢把他怎么样，他去上访，上面就要下面解决，基层往往只能用金钱、低保各种福利来收买他。其中有些人就会发现，只要我上访，政府就会给我好处，最后小好处他还不满意，他要更大的好处。”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解决此类困局的途径在于，利益分配的渠道机制要有变化，尤其是低保之外的非常规救助，决策权要由现在的镇政府下放到村里。

　　“有些上访者抓住了基层政府害怕上访的弱点，如果政府把一些权力下放到村一级社区，这些人有生活需要只能去村里面沟通，形成这种机制。而一般来说，农村社会的社区精英对贫困群体是有影响的，因为熟人社会在小范围内会起作用，形成道德压力。”党国英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 “如果还有极个别的人依然胡闹，那就没办法，只能依法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