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母亲也被当作“反革命家属”关进劳改队,两个孩子撑起苦难的家
舅妈袁震的抚慰也给了吴晗坚持下去的勇气。但没过多久袁震也被关进了劳改队。家中只剩下孤零零的两个孩子。吴晗周六回家,才能让他们得到一点亲人团聚的天伦之乐。
这样的日子也没能过多久。小双记得,“1968年3月的一个星期六,爸爸又该回家了,姐姐和我盼着爸爸回来,就趴在窗台上两眼紧盯着公共汽车站,一直等啊等,可是天黑了饭也凉了,仍不见爸爸的身影,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能见爸爸一面。”原来吴晗被关进了监狱,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后的苦难历程。小双还记得星期一爸爸临走时还嘱咐:“你们两人要好好照顾妈妈,等爸爸回来给你们一人讲一个故事”。但爸爸一去再也没有回来。送别成了永别。
吴晗入狱后,袁震把小彦和小双叫到跟前,对姐弟俩说出了一番锥心刺骨的话。小双回忆:“妈妈说,现在外面的情况你们都知道。你们俩人是国家的孩子,你们自小失去了亲生父母,我们是在替国家抚养你们……现在,你们可以离开我们,去找一个安全些的地方……离开了我们,你们还能少挨一些打,少受一些罪……”姐弟俩心如刀绞,妈妈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讲出这样的话,她已经觉察到最危险的时刻就要来临。此时,姐弟俩已经泣不成声。
有一次,一群暴徒往吴晗家扔石头,辱骂吴晗,袁震实在气不过就说:“你们简直比对待敌人还厉害,吴晗也不是敌人”。就因为说了这几句话,她也被送进了“劳改队”。住在一个破旧的浴池里,舅妈袁震本来长期有病,体质极为虚弱,即使在热天还要穿着棉袍。她在劳改队里艰难地熬过了一个酷暑和一个严冬,双腿瘫痪了,得不到最起码的救治。14岁的小彦只得每天从城南一隅骑自行车往返30多里去护理妈妈。“劳改队”见舅妈病得太严重了,留在那里已经成为负担,才允许她回家。
吴家没有了正常的经济收入,小彦挑起了生活重担,以少得可怜的生活费来安排家人的衣食。饥寒交迫使得两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成了一对流浪儿。一天,小双路过一家饺子店,锅贴诱人的香气吸引住了他的脚步,他忍不住排到了买饺子锅贴的队伍里。小双用手摸摸口袋,只有几枚硬币,这哪里够买水饺啊!他灵机一动,对排在前面买到锅贴的中年人说:“叔叔,我能买你三个锅贴吗?”那人看着眼前这个可怜的孩子,一句话也没说随即分了几个给他。孩子顽强的求生本领,就是在这样血和泪中锻炼出来的!
四、母亲被释放回家,同楼居住的万里同志让家人送来一锅红豆粥
袁震被“劳改队”释放回家是1969年3月17日,小彦和小双以为可以母子团聚了。住在同一座楼里的万里,听说袁震回家了,特地让家人送来一锅红豆粥,让他们吃了一顿少有的美餐。谁知这竟是袁震的最后晚餐。当天夜里,袁震昏迷,被姐弟俩抬进了医院。18日清晨,袁震苏醒过来。小彦关切地问:“你想吃东西吗?咱们有一个苹果。”袁震吃力地微微动了动嘴唇说道:“彦,我想喝口稀饭。”小双去向医生哀求,但被医生拒绝了。小双到处去找稀粥也没有找到,当他失望地走回病房时,医生通知说,妈妈已经死了。小彦带着弟弟到太平间去给妈妈更衣,只见袁震的一双眼睛仍然半睁着,枯干的面颊上还挂着几滴未干的泪珠。姐弟俩趴在妈妈的遗体上放声大哭,小彦的脑子开始不断出现幻觉。
住在同一栋居民楼里的旧市委领导,看到姐弟俩孤苦伶仃,就向市委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专案部门把康大娘找了回来。虽然只有短短数月时间,康大娘这位朴实的农村妇女,却给姐弟俩带来了人间的温暖。时隔不久,随着运动深入,康大娘又被打发回了农村。
五、两个孩子被吓得浑身发抖。小彦鼓起勇气问,“爸爸给我们留了话或留下什么东西吗?专案人员回身拿出了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和抽剩的几支香烟,那就是父亲最后的遗物……”
爸爸成了苦命的孩子唯一的亲人了。1969年10月11日,忽然有人敲吴家的门,说要接两个孩子去看爸爸。两人在心中燃起了希望,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当他俩看到来接人的汽车是医院的,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当姐弟二人被领进医院的监护病房时,一个专案组的人说:“你爸爸今天早上死了。”犹如晴天霹雳,两个孩子惊呆了,过了一会儿才嚎啕大哭起来。他俩再三请求看一眼死去的爸爸。专案组人员喝斥道:“如果你们不和他划清界限,没有你们的好处!”两个孩子被吓得浑身发抖。拿到手里的仅有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和抽剩下的几支香烟,那就是父亲最后的遗物。两个孤儿一路哭着回到家。姐弟俩只能偷偷在内衣袖上戴上黑纱。他们把爸爸的遗物供奉在妈妈的遗像下面,默默地追思已经失去的两位亲人,眼泪只能往肚里流。
两个孤儿的日子异常难过。小彦把袁震的骨灰放在床头,两侧横放着姐弟俩做的小花圈,中间放着她画的一张妈妈的素描。小彦后来又找到一张1965年的全家合影,约了两个同学,一同把袁震的遗骨埋在西山八大处。此后每逢清明节,姐弟俩都要去西山扫墓。小彦在墓前,把一封封永远无法投递的信烧掉。
六、小彦为父母之死讨要说法,反被诬为“无理取闹”“扰乱社会治安”,被拘留,被侮辱,终被逼疯。在弟弟小双年满18周岁那天服毒自尽
1973年6月,小彦的精神一度失常。她逢人便说:“爸爸没有死,那天我还在报纸上看见他了呢。”以后,小彦多次到北京市革委会去要吴晗的审查结论、遗骨和被抄走的书籍,她质问他们:“我爸爸到底有什么罪?”她还曾只身闯入市革委会某领导人家,想要对父母亲的死讨个说法,被指责为无理取闹,放肆。小彦实在忍无可忍,奋力反击。很快,小彦就被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关进公安分局拘留所。拘留中,她被侮辱,拳打脚踢,她最终经受不住惨无人道的凌辱和折磨,被逼疯了,送进了精神病院。
1975年秋,小彦因为和好友议论过“四人帮”,被抓进了公安局。被抓走的那一天,小彦得了阑尾炎,正要入院动手术,身上还有医院开的住院通知书。小彦被押入牢房,带上沉重的脚镣,她的阑尾炎时时疼痛难忍,狱警就给片止痛药吃;疼痛折磨得她不断地哭泣,管理人员不耐烦就给她注射冬眠灵。他们把小彦单独囚在大间牢房里,经常对她严刑拷打。她的两颗门牙被打掉,额头上被打开深见骨头的大口子,姣好的面容完全破了相。小彦悲愤至极,痛不欲生。她被又一次送进了精神病医院。监禁她的人仍然不放过她,甚至非法追到医院继续审讯她。在医院一再要求下,小彦被暂时释放回家养病,但是她终因被折磨得身心俱残,彻底地绝望了。一天,小彦似乎显得神智十分清醒。她把小双叫到跟前,对弟弟说:我替爸妈把你拉扯长大,今天你18岁,你终于成年,我可以去见爸妈了。小双听了满头雾水,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以为姐姐又在说疯话。不料,这回却是真的,小彦就在弟弟满18岁那一天,饮下毒药自杀身亡。
小双万万想不到,姐姐会抛下自己匆匆地走了。最后那一片遮风挡雨的屋檐也坍塌了。他孤独凄怆,只身流落在人间。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结束了在农场的劳动回到北京,前去探望舅父吴晗的家时,家早已经空空荡荡,四口之家只剩下小双一人,空守着三个骨灰盒,过着凄凉的生活。小双为了谋生,在北京的建筑工地当过泥瓦工。不管是烈日炎炎的酷暑,还是北风凛冽的严冬,他一面做工,一面复习准备高考。厂里的工人师傅还比较照顾小双,朴实的工人师傅常常问寒问暖,送吃送喝。这给小双带来温暖。
终于,他熬到文革终结。他不追求享受养父被平反之后的“光环”,决定到美国留学,开创自己新生活的一片天地。
他从一无所有开始打拼,变得独立,务实。他打过工,洗过碗,边勤工俭学,边完成了理工科硕士学位,让天堂的父母为小双的成功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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