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里的一切都是新奇的,课本之外,还有五颜六色的积木,手工篮球乒乓球,公共厕所和牙刷,围墙上的图画,音箱里的歌曲。周六周日仍有不少孩子来校打球或者找老师玩,带来山坡丛生的红白野花,以致从陡坡冒险攀摘的索玛花,难以阻止。
时常有打工回来的年轻人来到学校张望,回娘家的沙吾果站在学校操场上,望着学生们集体绕圈跳《小苹果》,从早晨站到中午开饭,微风吹动她裹着青色查尔瓦的身影。在相似的年龄,她从来没有机会见过学校,脚下踩着的操场,是她当年放羊的草地。
学校也带来了实惠,国家营养餐补贴和公益组织配合,给学前班和幼儿园提供了免费午餐,雪白的米饭和顿顿有肉的菜,是孩子们在家里无法经常享受的,这也成了家长把大大小小的孩子送往学校的一个动力,他们很多已是帮衬家庭的劳力。
火窝小学由公益组织兴建,具有公办资格,但全体老师是支教人员,按年度接力。这种体制上的某种不正式其实带来了新鲜气质,附带外界密切的关注,譬如孩子们有公益组织统一提供的校服。而这是达洛小学的石布和同学们没有机会享受的。两座学校中的鲜明色彩和一片灰黑对比明显。
土生土长的达洛小学,是乡中心学校的教学点,只有四个老师,由于教师和教室不够,有两个年级断档。课堂上,前两排的几个好学生能够对老师对提问作出反应,后几排则表情茫然。和火窝小学一样,这里没有彝文教学,但老师授课时会间杂使用彝语。
学校下半年打算新招一年级,负责人说打算放宽年龄段,招一些过了入学年龄的孩子。由于是在教师宿舍充当的临时教室上课,只能招20个人。
曲笔石布算是过龄孩子中的幸运儿,去年还在家里喂马砍柴,背上负着弟妹的他,今年得到了和弟弟阿萨一起上学的机会。相比高一级的阿萨,石布的语文落后,却也能背弟弟班上教的几句唐诗,譬如“远看山有色”,数学还学得更快。每天来回四个多小时的山路,下雨天冲断道路的山洪,也阻断不了他对于上课的兴致。
从学校的附近到遥远的山间,到处可见驱赶羊群的失学儿童。阿达和相邻放羊的两个小姑娘,都只能在电视上学习汉语,他们和父辈一样,说得最好的一句汉话是“听不懂”。
外来的支教公益努力,对这里极为重要,火窝小学和沙衣所在对一座慈善学校都是例子。沙衣就读的慈善学校专门针对单亲儿童,提供一日三餐和换季衣服被褥,管理极为严格。在凉山,支教者受到普遍的尊重,可以得到交通的便利和旅店的打折,“你是来帮我们”的意识已经渗透到普通人心灵中,火窝乡政府对几位支教老师也甚为照顾。
但前一段发生的“最悲伤作文”事件导致的索玛花支教机构的困难,也体现了公益、舆论在和当地体制、民情对接时的复杂敏感之处。索玛花机构的一位成都出资人透露,他们眼下正在逐步修复因为“最悲伤作文”事件受损的局面。
对于孩童一代来说,教育的改变比不久前的上一代甚至只是年长几岁的哥哥姐姐,要实质得多。阿惹一直记着爸爸临终的吩咐,她和班上最好的同学约定,将来一起考上大学。没有妹妹订的“娃娃亲”,她的人生前景上少了一项负担,还可以梦想当“歌唱家”,偶像是电视上的TFboys和选秀少年。
她是学校全年级中考成绩的第一名,得到了一张由美姑县委县政府颁发的“优秀学生”奖状和三百元奖金。奖金交给妈妈,换来了家里的两袋大米和化肥。周末,借着大门进来的阳光,她和妹妹在两只米袋子上摊开家庭作业。
这比当年的爸爸幸运不少:爸爸小学成绩一直很好,却没有学费上初中,在五年级辍学。沙衣的学习在班级中也处于前列。
教育带来了观念的默化。提到家里过年做的“毕摩”,阿惹说是一种“迷信”。她和妹妹都不喜欢查尔瓦的服饰,觉得买来的防寒服和运动服穿着方便。觉力和索布也更喜欢学校的校服。
但是在披起青色或黑色的查尔瓦,戴起高挑的“英雄髻”或鸡冠帽的时候,他们会和父母一样,显出某种不同的气质,不同于在田垄中或火塘边尘埃里的他们。似乎这片土地古老的气息,历经受挫,备尝局促,却并未完全失落,在时光辗转中寻求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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