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没有毛巾、洗衣粉,以及其他和洗涤有关的东西。水管在门前哗哗流淌,但没有人想到去洗脸。以前需要走过山坡去挑水,两年前政府出资,各家自己出力把水管接到了门前,但习惯了与尘土相处的人们,多半并不觉得需要改变习惯。
石布的小叔叔有一双塑料拖鞋,晚上会穿过院子去冲脚。虽然没打过工,他却是村里第一个开始洗脚的人。出门打工的果果和五牛,会在一个盆子里洗脚,阿妈和弟妹并不仿效,虽然他们跟着学会了看电视和手机游戏。
下午,索布的婶婶躺在自家的院地旁边,比昨天更为衰弱。她的感冒加重了,但并不打算去医院或吃药。村里没有卫生室。觉力的父亲当年就是突发肚子疼,因为没有医疗过世。
酒是通常的应付之道,昨夜的酒烧鸡蛋或者糖酒,已是精心调制的药剂。感冒一般靠自愈,村中幼儿园的教室里,时常有一半以上的孩子因为感冒缺席,觉力和索布所在的学前班也不能免俗。
对于更严重的病情,办法是做毕摩。索布前几天请了一天假,外婆前一段一直头疼,阿妈请了人做毕摩。
对于大凉山人来说,做毕摩是把日子过下去的条件。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可以做毕摩:从感冒到卧床到轻重疾病,运气不顺,天气反常,冲犯邪祟,祈求牛羊丰足,婚丧嫁娶,或仅仅是每年例行的祈祷平安,祭祀祖先。按事情的大小、隆重的程度来区分,毕摩需要的时间和报酬也差别甚大,从治头疼脑热的几个小时到驱鬼的三通夜,从杀一只鸡待客到宰一只羊、送几百块钱。索布外婆做毕摩的代价就是一只鸡。
石布和阿萨在山上放养的爷爷,是村里最老的毕摩师傅,也教会了石布的爸爸和叔叔做毕摩。靠着毕摩的能力,爷爷不缺肉吃酒喝,常有零花钱,还能挣到粮食帮衬家里,在村里的威信也高。至今他一月要被人从山上请下来四五次做毕摩。
索布外婆做毕摩的报酬便宜,也是由于来做毕摩的是索布的一个家族叔叔和爷爷。两人都住在村庄的下方。叔叔有一副挂在家里的行头,斗笠帽子和花纹镶边的上衣,外披查尔瓦,最重要的一副长长的野猪獠牙,是他从村后石山上狩猎而得,打磨得锃亮。把獠牙戴在嘴唇上,似乎获得了野猪的某种神力,叔叔开始敲响手里的铃铛,念诵古老的经文,再从手中的木筒中掣出签条,用于占卜吉凶。一本发黄的手抄经文卷子还保存在叔叔家里,用于最疑难的驱鬼法术,是爷爷传下来。
在叔叔和爷爷对外来者的展示中,毕摩似乎不再那么神圣,具有了某种表演性。但它对本地人的权威仍是不可怀疑的。资历更深的爷爷,家中虽然有八个孩子,伙食仍能吃上开花白面包谷面两掺馒头,明显强于资历尚浅的叔叔。他的庭院则更符合一个老式彝族人的传统:粪水溢流,触目皆是黑色,似乎完全不担心病菌孳生侵袭。
没有人觉得,人们频繁的感冒和孩子的大肚子,和尘土或粪垢有关。在山顶上的火窝小学,支教老师们准备了牙刷和牙膏,要求孩子们吃饭后刷牙,进教室之前洗手。但在学校和村庄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堑壑。
家里最漂亮干净的东西,是每户门楣或显眼处挂着的照片。相框里的人们穿着艳丽的服饰,在照相馆布置的花草楼阁前留影,个个干净漂亮,似乎是特意储存起来的另一个世界,不能轻易触动。
艾滋
友色住在村庄的高处,像一个隐士。
他的住处,是妹妹家用来储放包谷芯子的垛子,四条木柱承着一个木条钉的橱,带一个遮雨的顶,每家都有一座。友色栖身的这座,顶子齐整,加盖了宽大的石板,看起来是专门翻修过。友色的被褥铺在堆满了木橱的包谷芯上,一条查尔瓦做枕头。另一条被昨夜风雨打湿的毛巾被,晾在木头围栏上。
十多年以前,友色在村中第一次艾滋病毒检测中被查出携带病毒,当时他已有多年吸毒史。从那以来,毒瘾和病毒以外的一切,都渐渐离友色而去。
因为吸毒,友色被劳教两次,进过几次看守所;家里的房子卖掉了。妻子忧愁之中开始酗酒,几年前上吊身亡,村中人怀疑她传染上了艾滋病;大儿子十九岁时摔死,大女儿出嫁,次女被亲戚接走,小儿子在县城爱心班上学,从不回来,友色成了彻底的单身汉。妹妹提供了这个安身之处,伙食也靠几个妹妹周济,和自己打零工解决。
友色随身带着政府发放的免费治艾药物,近五年来坚持按时服用,或许因此,他一直没有发病症状。但毒瘾并未放过他,往往在午后时分来袭,驱赶他从栖身的垛子上下来,下山去街上寻找吸一口的机会。失去了经济来源的他,吸毒只能靠借和蹭,吸上一口海洛因的价格高大300——400元,而这已经是大跌一半后的价格。
这是由于吸毒者已经大量发病死亡。友色不是村子里唯一的艾滋单身汉,他的一位同伴虽然没有卖掉房子,却同样失去了家人和财产,妻子染病自杀,剩下的儿女被亲戚接走,屋里除了一堆供躺卧的松针空无一物。紧邻的亲哥哥房子空无一人,两个儿女先后死亡,妻子身亡,男人绝望之下跳了山下的大河,尸体十多天之后才被发现。
友色妹妹家的墙上有一张合影,相片上友色和另外两个年轻人站在一起,身后是打工所在的广州街景,却不经意出现了殡仪馆字样。站在当中带着太阳眼镜,裤腿松松垮垮的表弟已经死去六年,他是当年和友色一起初尝海洛因到共用针管的伙伴。身处异乡,三个年轻人大大咧咧的姿势像是在隐藏什么,又在拒斥什么。
“吸毒的人好像是有钱,有面子,特别是请人吸。另外,譬如表兄吸上毒了,让表弟也上瘾,这样比起只有自己吸,就不害羞。”村中一个老人描述。似乎在白粉的烟雾之后,可以暂时隐匿被格格不入的异乡碰伤的自尊。直到被毒瘾挟持到今天的境地,在生身之地成为寄居的外人,友色的眉宇间才散去了照片上的竖纹,透明的眼神里空无一物,看不出亲人生离死别的痕迹。
表弟留下了妻子和五个孩子,住在村庄最靠下坡的土屋里。长女阿惹记得父亲发病到去世的情形。父亲去世前一段脸色非常不好,嘴唇脱皮,掉头发,手臂上的血管都鼓胀起来。常常咳嗽,没有力气干活,还总是从妈妈身上拿卖玉米的钱去买毒吸,或者借钱,“那段时间家里最苦,妈妈和我们只能吃玉米。”
毒瘾发作的时候,爸爸浑身颤抖,脾气很大,妈妈因为不肯给钱还挨过几次打,阿惹和弟妹们都很害怕。“劝他不要吸了,他也想,但戒不了。”有时候爸爸又哭泣说对不起家人,家里人也哭泣起来。
去世那天,妈妈睡着了,阿惹和妹妹也已上床睡觉,爸爸对她们说你们要听妈妈的话。睡意朦胧中的阿惹正在困惑,爸爸拿起种玉米的农药喝了下去。等到叫醒妈妈准备送去医院,爸爸已经断气了。
爸爸去世后没有送上山,就在门前的树林里烧化了,只遗留两块堆柴的石头,看不出骨灰抛洒的痕迹。幸运的是,妈妈经过多次检查,没有感染上艾滋病毒。平时阿惹和妹妹喜欢坐在爸爸留下的一张木椅子上,这张做工结实带雕花椅背的椅子是爸爸自己做的,两姐妹睡的床也是爸爸生前做的,带着挂帐子的四根柱子。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