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后来,他当过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也担任过中国驻法大使。
在秦亚青看来,在这两段经历中,吴建民都让两国关系发展到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段——吴建民就任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时,中国人权方面正遭遇国际上诸多不友好力量的攻击和污蔑,他推动了中国这方面和世界的对话;而担任法国大使时,他促成了中法元首对彼此家乡的互访。
陈明明和吴建民有近三十年交集。他回忆,吴建民是非常冷静的外交家,能从国家实际利益出发,反对情感代替理念。
十年前,陈明明是外交部翻译室的主任。他邀请吴建民来外交部开会,吴建民当时就提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对中国没有好处”。那会儿,陈明明就佩服他,“温和、理性、敢于说不”。
2014年,有媒体曾邀请吴建民与其他学者激辩“当下中国如何与世界打交道”。他说,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谁举起战争的旗帜,谁倒大霉。而后,网上掀起波澜,他一度被贴上“软骨”、“汉奸”的标签。
吴建民对此并不在意。去年接受新京报采访时,他说:“我一点也不发愁,因为我相信真理,战争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还有人相信这个,那是思想落后于时代。”
慈祥亲切的院长
2003年,吴建民64岁。卸任驻法大使后,他又接到了意想不到的任务——外交学院院长。
青年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董春岭至今记得,2006年,他作为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本科生,去参加外交学院举办的模拟联合国大赛。比赛结束后,时任外交部部长李肇星和吴建民一起,和参赛学生吃饭。
吴建民就坐在他身边。言语间,吴建民得知他是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便勉励道:“这个专业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中国正处在大国崛起的重要阶段,需要有更多人了解我们的世界。”并鼓励他投身到外交事业中去。
让董春岭感动的是,后来,他们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讲座上再次见面,吴建民还能喊出他的名字。“没有官员的架子,是一个慈祥亲切的师长。”
在外交学院的五年,吴建民不但亲自上课,还尝试将外交经验贯通到对学生的教育中。
秦亚青记得,吴建民觉得要做好外交,必须有很强的和外国人沟通的能力。于是,他专门开设“交流学”课程,自己负责全部的思路和案例,并和其他老师一起编写了相关教材。“如果我没记错,这是国内大学第一次开这门课。”秦亚青说。
在一堂“交流学”的本科生课上,吴建民对学生说:“作为外交官,作为中国人,什么时候都要诚实,都要说真话,把自己的观点、想法说清楚。”
有学生问:“那有些时候因为一些纪律或其他要求,不能说怎么办?”
“我可以不说,但我不能说假话。”吴建民回答。
秦亚青至今记得这个场景,他觉得,这是吴建民做人的底线,也是他传递给师生的价值观。
温和的老干部
如果没有这起车祸,吴建民的不少师友都觉得,他还可以继续为国家工作“至少五到十年”。
吴建民爱好锻炼,身体一直不错。秦亚青记得,吴建民每天坚持锻炼,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他走路飞快,我根本跟不上。”
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记得,有一年,一起去夏威夷开会时,吴建民每天散步,一走就是一两个小时。
还有一次,也是在国外,他有事找吴建民,吴建民在电话里说,你等一下,我倒立一会儿。
半小时后,金灿荣敲开吴建民的门,看见他穿着运动服,用手拍打着灰尘。“他都七十岁了,挺罕见的。”
在国外出访期间,一天五六场会议,都是吴建民主讲,会议结束后,与会的人都疲惫得不行,吴建民却回来继续写东西。这让后辈们很惊讶。
去年夏天,吴建民参加某网站的一个活动。一进门,他就找到工作人员,说,自己的司机是回民,如果不麻烦的话,能否加一两个清真的菜;如果不方便,就让司机去附近找清真餐厅解决。
周志兴至今对这件事印象深刻,“完全是平等商量的语气”。他回忆,会后离开时,吴建民对送行的年轻人再三表达谢意,非常自然、温和。
实际上,在退休前,吴建民已官至副部级。
6月19日下午举行的《中国民间外交发展报告(2016)》发布会,主办方还邀请了月季专家陈于化——他曾自费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一个和平月季花展览,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
主办方原本只邀请了外交方面的专家,但吴建民多次建议,要把这个种月季花的老人邀请来。后来,主办方为他破了例。
“种月季花的老人来参会了,吴建民却来不了了。”周志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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