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相见满脸是泪
在张焕枝的梦里,聂树斌总是嚎啕大哭,这也是他见儿子最后一面时的样子。
“我到现在都后悔,没能在案发后亲口问一下他,强奸杀人的混账事儿,到底是不是他干的!”实际上,从聂树斌被抓后,张焕枝不知跑过多少路,却只见到儿子一面,那一次母子两人甚至还没说句话。
1995年3月,终于等到聂树斌案一审开庭,张焕枝起了个大早,赶到位于靶场街的石家庄中院,可令她万分失望的是,法院告知,案件涉及受害人隐私, 被告方家属不得旁听。但她不死心,一个人等在街对面。过不多久,来了两辆警车,其中一辆车上下来一个犯人,张焕枝一看,是聂树斌,积压在心中半年之久的相思之苦和投诉无门终于在这一刻爆发,尽管法官一直朝她打停步的手势,可张焕枝顾不了那么多,几个箭步就跑到法院的楼前,可还没来得及喊几声,让树斌回头看一眼,她已经被挡在了楼门口外。
“虽然没走到近前,可养了20年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当妈的一眼就能看出。”张焕枝清楚地记得,当时树斌的两个肩不一样平了,左肩往下耷拉了。
张焕枝又回到街对面焦急地等着,一个多小时后,法官走出庭外,她赶紧跑上前去,恳求能不能见儿子一面,法官说,去吧,在楼上呢。张焕枝立即跑上楼, 只见聂树斌坐在最前排,背对着法庭门,嚎啕大哭。张焕枝刚要走上前就被法警拦住、往外推,她哭着大喊一声:“树斌!”儿子回过头看了一眼,仰着头,满脸是泪。
这一幕成为张焕枝余生都无法摆脱的梦魇,她哪会想到,这竟成为母子最后一次相见。
聂父吞下一瓶安眠药
1995年4月28日,张焕枝精挑了几件单薄的衣服,嘱咐聂学生给儿子送过去。聂学生蹬着自行车来到看守所,一看聂学生来了,看守所的工作人员诧异地问:你怎么又来了?
聂学生回答,天热了,给孩子送几件单衣。听到这话,工作人员放下手中的活,转身离开。十几分钟之后,一个人冲着聂学生一个劲地招手:来来来,过来过来,我给你说说。
聂学生走过去,随后听到的消息像一个晴天霹雳,瞬间击倒了这位肩膀依然厚实的退伍军人。对方说,你儿子走了。
聂学生脑子“嗡”的一下,他这才知道,儿子已经被枪毙了。回到家后,聂学生一头倒在炕上,说不出话,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骑回来的。
他们的痛苦不只是失去了儿子,还在于竟全然不知,甚至没能给儿子收尸。实际上,在张焕枝看来,他们一家人一直被蒙在鼓里,一审判决书没有送达,而二审只做了书面审理,并没有通知他们,更没有送达。
“我儿子怎么会杀人?”聂学生终究还是想不开。张焕枝记得,那是1996年秋天,她从地里干活回来,聂学生躺在床上“睡觉”,推了几下,怎么也推不醒,她意识到不妙,炕边有个安眠药瓶子,拿起来一晃,空了。来不及多想,赶紧把人送到医院。
命虽保住了,人却成了偏瘫。他吞下了整瓶安眠药,还没来得及把瓶子扔进火坑,就倒在了床上。
少了个搀扶的人
下聂庄有棵几百年的老槐树,村里有什么事,村民们都在此商议。但从1995年开始,这里越来越少见到聂家人的身影。
直到10年后,一件事的发生,老槐树下又能看到张焕枝的身影了,这时她不再低头负怨。
2005年的一天,张焕枝家突然来了三名记者。刚开始张焕枝很排斥,可记者接下来讲的事情让张焕枝差点哭出来,“他们说,河南那边抓住一个人,叫王书金,交代了一起案子,就是聂树斌那起,说是他干的。”
报道引起关注后,张焕枝也走上了申诉的道路,但并无实质性进展。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复查。
2016年6月8日,张焕枝拿到再审决定书,当场老泪纵横,说“终于看到司法的阳光照过来了”。
张焕枝今年72岁了,这位坚强的母亲还在奔波。50岁之前,她还是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半文盲,而走过这么多年的上访申诉之路,通过不断学习,她俨然成了能引述不少法律条文的“准专家”。可这对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来说,却是莫大的悲哀。
聂树斌没能看到下聂庄20多年来的变化,这个曾经的小村庄已经摇身变为示范村,宽阔的水泥路,整齐划一的民宅,唯一不变的是村里的那棵老槐树。
每当朝阳升起时,老槐树下会有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蹒跚而过,他一声不吭,只听见鞋底的沙沙声和拐杖慢吞吞戳在地上的回响。老人叫聂学生,他身边少了个搀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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