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春瑜在2012年2月17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题为《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读〈高岗传〉》。文中指出:高岗曾经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对建立新中国,以及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都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曾几何时,他成了“高饶反党联盟”的首要分子,在审查中自杀身亡,被开除党籍。他的历史功绩不断被淡化、消除。最典型的事例是董希文的名画《开国大典》,在私下将高岗的画像头部涂改,换成他人。在此政治气候下,研究高岗成了禁区。香港出版的高岗传记,恣意歪曲历史,把高岗写成近乎人妖的色情狂,荒谬至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原副主席高岗(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祸国殃民的十年“文革”,制造了无数冤案。最大的冤案,就是把国家主席刘少奇打成叛徒、工贼、内奸。在逮捕刘少奇时,他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真是掷地有声,意味深长。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大案、要案、冤案,发生时,无不惊天动地,骇人耳目,淆乱历史,但是,青史凭谁定是非?不是掌握最高权力者,而是人民,这就是刘少奇说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因为,历代最高统治者,无论是政治原因还是自然衰老,总是要从权力顶峰上掉下来,去见阎王,或到马克思那儿报到。只有人民世世代代,生生不息。历史需要沉淀,人民不仅是这种沉淀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这种沉淀过程,有的需要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鲁迅曾经说过:现在我们可以随意评价岳飞、秦桧,因为岳飞党、秦桧党早已不存在。这也是历史沉淀后的一例。商鞅是大改革家,后惨遭屠戮,被目为坏人,直到南北朝时,才恢复名誉而肯定他是一位政治改革家,辛亥革命前在东京的革命党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商鞅的历史地位。明代隆万时期的改革家张居正,死后被抄家,差点鞭尸,天启时开始恢复名誉,但彻底平反,是明朝灭亡后南明弘光小朝廷干的一件好事。商鞅是人民起来推翻秦朝前夕,对商鞅的重新定位,而被明末农民大起义推翻明王朝后建立起来的南明小朝廷,全面恢复张居正名誉,更是人民群众迫使统治者重写历史的明证。
高岗曾经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对建立新中国,以及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都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曾几何时,他成了“高饶反党联盟”的首要分子,在审查中自杀身亡,被开除党籍。他的历史功绩不断被淡化、消除。最典型的事例是董希文的名画《开国大典》,在私下将高岗的画像头部涂改,换成他人。在此政治气候下,研究高岗成了禁区。香港出版的高岗传记,恣意歪曲历史,把高岗写成近乎人妖的色情狂,荒谬至极。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无论政界还是学界,实事求是的原则被重新确认,并日益深入人心。刘少奇、彭德怀等冤狱都平反了,一些大案重新引起人们的审视和研究。事实上,当年被打成 “高岗五虎将”的几位干部,经复查当年强加给他们的莫须有的罪名已经一笔勾销,重新委以省委书记、部级领导的高位。他们是:张秀山,原任东北局第二副书记。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兼任东北军区副政委,三次入朝,解决志愿军所需物资装备问题,后被定为“高岗反党宗派”核心成员,被撤职批判,下放到一个农场任副场长。“文革”结束后,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兼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恢复行政四级待遇。张明远,原任东北局副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后被贬为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1979年,调任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赵德尊,原任黑龙江省委书记、东北局秘书长,后被贬任沈阳化工研究院副院长。 1972年2月,任黑龙江省委书记。马洪,原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副秘书长、国家计委秘书长,后被贬任北京第一建筑公司副经理。“文革”后,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同时,他也是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郭峰,原任中共辽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长。“高饶事件”后,被贬为旅大地方国营机械五金总厂副厂长。1980年11月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
虽然这五位被重新重用为省部级领导者,但并没有平反结论,给中央写申诉书的,也没有得到答复,但他们心照不宣,中央事实上是采取了委以重任、实际解决的办法,给他们恢复了名誉,继续发挥他们的才干。一个明显的历史逻辑摆在人们的面前:既然“高岗反党集团”的骨干重新得到重用,他们的罪名被洗刷,那么对“高岗反党集团”的首领,难道还能“药方只贩古时丹”,依旧老调子人云亦云吗?这是难以回避的话题和课题。
令人钦佩的是,戴茂林、赵晓光二位同志,不畏艰险,勇于探索,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下,通过大量调查和查阅原始资料,数经寒暑,终于写出洋洋五十余万字的《高岗传》,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部党史研究学者写的《高岗传》,是奉献给中国现代史、党史学界的一大硕果。该书的最大特色,就是不唯上,不唯书,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一些历史疑云被解开,高岗的历史功绩被肯定,沉重的历史教训被提示。可以说,这是历史经过沉淀后,人民重写历史的一个成功范例。
高岗在西北的历史功绩是什么?读了该书的上篇《在西北》,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高岗出身贫苦农家,成人后追随陕北革命元勋刘志丹、谢子长搞兵运,鼓动农民抗捐抗租,打入敌军搞兵运。随后又参与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在恢复红26军、反“围剿”的战斗中,高岗都显现出勇敢、镇定的才干及组织才能,起了重要作用。红军抵达陕北后,高岗的才干被党中央、毛主席赏识,从戍守三边的司令,到担任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可谓连升三级。毫无疑问,高岗对“西北的红星”——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建设和发展是有大功的。唯其如此,抗战结束后,党中央从战略高度出发把高岗调到东北,委以重任,他先后担任了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在解放战争及后来的抗美援朝中,他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唯其如此,他才能参加开国大典,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来发生的“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是个很复杂的政治事件。该书通过深入研究指出,高岗与刘少奇的分歧,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富农问题、互助合作问题和工会问题上,高岗与刘少奇发生争论,毛泽东基本上是赞同高岗意见的。在“新税制风波”中,毛泽东批评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让他主管外交,将国务院所属的八个部划归国家计委,并调高岗担任国家计委主席,可见对高岗的倚重。但是,“高处不胜寒”,权重也可能招致麻烦。对此,高岗显然缺乏清醒的认识。在财经会议期间,他鼓动一些人放炮,目的是整薄一波,而矛头指向刘少奇。在党内斗争局面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高岗不仅没有重视党内的统一领导问题,反而散布了一些不利于党的团结、违背组织原则的言论,终于导致了最终的沉沦。今天,重新回顾高岗的一生,特别是他的悲剧结局,无疑给全党提供了值得汲取的历史鉴戒:如何正确地开展党内斗争?如何全面、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该书以翔实的史料,给我们以有力的启示。
当然,由于二位作者还不能查阅“高饶事件”的高层原始档案,也未能去俄罗斯查阅苏共与中共、高岗的往来机密档案,还不能说《高岗传》已揭示出“高饶事件”的全部真相。我们有理由期待作者继续努力,将来出版修订本的《高岗传》,奉献给读者一份更为高档的历史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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