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曾炮轰恩师沈从文:写黄色小说 开黄色舞会(图)

　　紧跟时代的文字“盖过小说和文物研究”

　　对心狠手辣的康生，沈从文似乎也颇有好感。黄永玉在《比我老的老头》一书中就记录了这么一件事：1975年沈从文听到康生死去的消息后，流下了眼泪，黄永玉问及缘由，沈从文答曰：“中国古代服饰史方面，他关心过啊!”

　　1970年9月10日，沈从文致信张兆和：“至于像《红卫星上了天》，可能有偶然机会，有作曲的什么大人物看懂了，或康老什么发生了兴趣，转成为一首带音 乐的朗诵诗，或即成为一个大乐章，可能性也许倒多些。因为这内中还真像有点什么新意思、新格调、新内容，可不是什么新诗人、旧诗人能写得出的!我或许在试 探中还能走一段路。1968年在情绪困难中还写了个《巴黎红五月》，也有千来字，可说是一首崭新的政治诗……若幸而还可在另一时发现，将和《井冈山之晨》 《红卫星上了天》成为三部曲。你能不能设想，这方面的积累，还将盖过我小说和文物研究的记录?也有这个可能，不过要看客观机会去了。”(《沈从文全集》第 22卷)。沈从文以为所写的紧跟时代的文章《红卫星上了天》可能会引起“康老”兴趣，而成为“音乐的朗诵诗，或即成为一个大乐章”，甚至可以“盖过我小说 和文物研究的记录”—历史当然否定了他这份天真，不仅当时“什么大人物”和“康老”都没有注意到他的这诗歌创作，而且文化史上留下来的，还是那些他的“小 说和文物研究”。

　　上世纪50年代末，苏联成功发射了“月球1号”探测器。中国作为苏联的友好盟邦，自然为此感到欢欣鼓舞，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不仅仅是苏联的骄傲，而且也 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骄傲。1959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响彻宇宙的社会主义凯歌”的社论，看了当天的报纸，沈从文也兴奋异常。1月7 日，他在致大哥沈云麓的信中提到此事：“这几天来，全北京都为苏联卫星上天兴奋。(我觉得真是只有请求入党，来纪念这件事，才足以表示对社会主义阵营理想 全面的拥护和成功深深信心!)这一来，实在太好了，把以美帝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加速崩溃的事情，必然将在亚、非及南美各处都有具体的反美行动来证明!我们 国内科学文化的进展，也是在每一件小事上都可见出的。”(《沈从文全集》第20卷)而在黄永玉笔下，他这决定入党的事儿更有喜剧感，他这么对人说：“啊 呀!真了不起呀!那么大的一个东西搞上了天……嗯，嗯，说老实话，为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在不懂政治的沈从文看来，政党好比他过去参加的不少 文学同仁团体，只要觉得对方合意就可以加入，且还是心里高兴的一种“纪念品”。(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

　　“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

　　这种对人的盲目相信与对政治的隔膜，还体现在他与范曾的关系变化上。

　　“文革”初，沈从文终于没能躲过政治运动。他面对满墙的大字报，极为忧愁地告诉史树青：“台湾骂我是反动文人，共产党说我是反共老手，我是有家难归，我往 哪去呢?”让沈从文震惊的是，写大字报揭发最多的居然是他曾经帮助过的范曾。范曾写道：“(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沈从 文在一张大字报中用了八个字来表达观后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动。”1962年，范曾作为沈从文的助手，为编著中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制插图。范画了 一个屈原像，沈从文看后，善意地指出了一些服饰上的错误。范曾指着沈从文说：“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那套。我这是中央批准的，你靠边吧。”时值冬天，下着 大雪，路上很滑，沈从文走了一个多小时到朋友家，气得双眼通红，一进门就讲了范曾的事情。他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陈徒手《午门下的沈从文》)

　　直到1977年4月4日，沈从文在写给汪曾祺的信中，依然对此事难以忘怀：

　　我们馆中有位“大画家”，本来是一再托人说要长远做我学生，才经我负责介绍推荐来馆中的。事实十年中，还学不到百分之一，离及格还早!却在一种“巧着”中 成了“名人”，也可说“中外知名”。有一回，画法家商鞅的形象，竟带一把亮亮的刀，别在腰带间上殿议事。善意地告他：“不成，秦代不会有这种刀，更不会用 这种装扮上朝议政事。”这位大画家真是“恼羞成怒”，竟指着我额部说：“你过了时，早没有发言权了，这事我负责!”大致因为是“文化革命”时，曾胡说我 “家中是什么裴多斐俱乐部”，有客人来，即由我女孩相陪跳舞，奏黄色唱片。害得我所有工具书和工作资料全部毁去……但是也由此得到了些新知识。我搞的工 作、方法和态度，和社会要求将长远有一段距离。

　　对此，范曾后来承认：“沈从文先生对青年人爱护极了，对我的作品也很欣赏，不过我一生对不起他的地方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反动权威’被揪出之后，我也曾给他写过大字报。其时我也被揪出是‘现行反革命’，写大字报虽事出无奈，但今天每思及此，总是一阵阵愧疚。”

　　此事的是非一目了然。我们也不难从中看出：对当时根本谈不上是学术的“批儒评法”运动，沈从文似乎一点也不明白，从纯历史与学术立场出发，指责一位早已看穿这场运动的玄机，并决心加入以分得一杯羹的时髦画家“刀没画对”，“常识错误”，无异于痴人说梦。

　　读到沈从文的这些往事，我不禁想起屠格涅夫在《雅科夫·巴辛可夫》中的这么一段话：“你这不重实际的人，心地单纯的理想家呵……在一切讲究实际的人心目 中，你永远是不可理解的，甚至现在对你的幽灵，他们还是要不免加以嘲笑。其实，你尽管遭遇不好，被人奚落，但你那不幸的，毫无野心的一生却充满纯洁的快乐 —但愿上帝让那些人也尝一尝这种快乐的滋味吧，哪怕只能尝到百分之一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