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官员之一:要改变
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官员群体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相对于西方多党制政体中“没有几个政治家敢于真正付诸行动”的痼疾,中国的优势就在于政策的连贯性。但同样,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这一群体也需要改变。
首先要改变的,是过去的一些思路和做法。这些做法可能在以往有效,但现在不再有效;或者短期也许有效,但长期不符合方向——这也就是新常态给官员群体提出的更高要求。
第一种要求,就是避免“短期化”、避免“不适度”。
短期化的典型例子之一,是楼市。这次权威人士非常有信息量的表态之一,是要让股市、汇市、楼市“回归到各自的功能定位”、“不能简单作为保增长的手段”。
众所周知,一季度经济反弹,之所以不能简单用“开门红”、“小阳春”等概念来形容,原因之一就是房地产在此中起的所用。而楼市的功能定位是什么?房子就是让人住的。因此,“要通过人的城镇化’去库存’,而不应通过加杠杆’去库存’”——这句话已经很明白了,通过一些手段降利率、加贷款等加杠杆的方式去库存是不可取的,根本性的是让更多的人进城、有房住、有配套,这才是去库存的根本要义,而不是让更多的人盲目去做接盘侠。
“不适度”的另一个典型,是短期的刺激性加杠杆政策——所谓“短期兴奋之后经济越来越糟”,先行政策让后期买单就是如此。所以权威人士也说,“要彻底抛弃试图通过宽松货币加码来加快经济增长、做大分母降杠杆的幻想”。
强刺激、高杠杆,可能短期内数据会很好看。但是从长期看,恰恰是掩盖和拖延了风险。权威人士说给官员听的第一点,就在于此。
给官员之二:针对性
OK,不搞短期刺激,不文过饰非、报喜不报忧,那么该怎么做?
说给官员听的第二点在于:政策要真正具有针对性。
比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一项是市场出清、清理僵尸企业。那么,怎么做?毕竟,这些企业虽然效率低下,但短期内清除这些,可能影响地方的GDP和财政收入,也可能带来就业和稳定的问题。怎么办?
“针对性”体现在一句话:不能动辄“债转股”、不要搞“拉郎配”式重组。如果把所有的企业都一刀切式地债转股,反而给银行带来巨大压力、影响真正的效率提升,实际是把包袱甩给了未来。这次权威人士也看到,上一轮国企改革10多年后,国企人浮于事的现象依然严重,职工“下不来”“裁不掉”,企业办社会、政企不分、企社不分的问题依然突出。
换句话说,这一轮经济形势下,官员可能面临的是真正的考验。
这种考验体现在:一,首先要适应新型的政商关系,要“亲”但更要“清”,效率和廉洁必须并重,吸取过去改革草莽时代的教训;二,在管理内容上,增长、稳定、去杠杆和产能等问题需要通盘考虑,必须仔细、专业而又审慎地面对多种问题;三,在管理方式上,一刀切、行政化的方式可能都需要改变,必须同时妥善应对上级的压力、市场的预期、民生的诉求、地方和部门的实际。
这很难,但容易的事情大家都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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