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据何判断抓捕是解决“四人帮”唯一方案

　　这次行动，已经超出了党内斗争的范畴，因为江青一伙人登上高位本身就是违反党的组织程序的反常结果，自然也无法用正常的党的组织手续来解决他们。何况这伙人在上海还掌握“第二武装”，并紧张地准备暴力夺权。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抓捕“四人帮”。

　　华国锋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徐焰，原题：毛泽东去世，叶剑英抓捕“四人帮”不再“投鼠忌器”，节选

　　在“四人帮”加紧夺权的叫嚣时，叶剑英等老一辈领导人的除妖准备也进入最后时刻。10月2日下午3时许，叶剑英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专题)南楼的办公室。叶帅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进门时把身边随员都留在大门外，自己一个人上了楼。

　　叶剑英一坐下来，便对汪东兴说：“我看‘四人帮’不除，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接着，他压低声音问汪东兴：“你考虑好了吗?”

　　汪东兴表明态度说：“我认为形势逼人，不能再拖延，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叶剑英马上表示该摊牌了，不能失掉时机，兵贵神速。接着他表示：“我们要立即找华国锋同志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

　　10月2日下午和晚间，叶剑英、汪东兴分别单独去了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在华国锋办公室讨论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当天，汪东兴还让值班的高成堂秘书通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的武健华等人到中南海南楼办公室开会，说明了“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要采取行动”。

　　当时中央办公厅和8341部队的主要领导人虽然对“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还缺乏认识，对毛泽东的指示一向坚决执行，不过他们也都知道此前“四人帮”受过训斥，而且对江青过去动辄把身边的工作人员打成“特务”并进行残酷迫害的恶行早就痛恨不已，只是看在毛主席面上才忍受至今。

　　毛泽东去世后，中南海内中央警卫局的领导干部普遍对江青更感恐惧，一些人还在圈内大胆地发牢骚说“毛主席去了，我们也要完了”。如今新的中央领导人能下达抓捕这伙人的任务，正好遂了心愿。从某种意义上讲，“四人帮”的覆没，也是江青这个早期品质即坏、后期又心理变态的怀疑狂、迫害狂自掘坟墓的必然结果。

　　此时，汪东兴向中南海负责警卫的领导们交代了抓捕任务，到会者都十分兴奋，他们马上研究一个方案，确定要把“四人帮”一网打尽。在讨论行动方案时，几个人考虑到以下一些重要因素：

　　一是把握“四人帮”的心理状态。在这段时间里，张春桥处心积虑想把出版“毛选”的权抓到手。他曾经让李鑫向他汇报过关于出版毛选五卷的情况，并向李鑫索要过几份稿子去看。利用张春桥对出版毛选五卷工作的关注，如果把常委会议内容确定为：研究毛选五卷出版问题，应该对张春桥是有极大吸引力的。

　　二是按惯例行事。中央研究毛选的出版问题，特别是涉及稿子问题时，历来都是在怀仁堂正厅开会，因为中央曾有过规定：凡属毛选稿件，不得带出中南海以外的地方研究。对这些规定，张春桥、王洪文都是知道的。

　　三是抓住研究涉及毛主席的重要问题，如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作为常委是必须参加的，这样使张春桥、王洪文不能托词不到或因故请假。

　　四是在怀仁堂这里采取行动，较为方便有利。

　　在这个方案中确定，解决“四人帮”的顺序是：在怀仁堂解决王洪文和张春桥两个人的问题之后，再依次分别处置江青和姚文元。毛远新与“四人帮”区别对待，对他采取的处理方法是就地监护审查。在这个行动方案中，还对行动时间、力量的组织、隔离地点、保密措施、战备预案以及同北京卫戍区的分工和配合问题，都提出了具体明确的实施细则。

　　对这一行动方案的研究和制订，一直到10月3日凌晨4时许才结束。这天晚9时，按约定的时间，汪东兴到达华国锋的办公室，详细地汇报了具体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

　　华国锋听完汇报后说：“听了你们制订的行动方案，我认为办法是可行的。我考虑时间是否再缩短一些，争取提前解决。”他还嘱咐：“你再约叶帅谈谈，看他还有什么新的意见。如果叶帅先来我这里，我和他谈;如叶帅先去你那里，你就同他谈。”

　　10月4日下午，叶剑英来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坐在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听汪东兴汇报。汪东兴把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一一做了详细汇报。叶剑英听得很仔细。听完之后沉思片刻说：“兵法上有这样的话，‘计熟事定，举必有功’;‘凡谋之道，周密为宝’。我看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了。照这个实施方案执行，必会成功。”叶剑英接着又嘱咐：“当然，还要特别注意保密啊，因泄密导致失败的历史事件太多了。同时警戒要严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现场，一定要把紧这一关。”

　　这天晚间，华国锋、李先念、吴德、陈锡联在国务院小礼堂看完电影又继续开会。华国锋通报解决“四人帮”问题采取隔离审查的方式和10月6日动手的时机，并讲了主要部署，与会者表示一致赞成。随后，他们又研究了解决“四人帮”在北京两个亲信即迟群、谢静宜问题的具体措施。

　　当时特别强调保密，还有一个上海方面的问题。“四人帮”并非只是一伙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他们在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还掌握着部分武力，在北京也有少数追随者，如果措施不周便会造成流血战斗。当然，以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力量，粉碎他们还是有把握的，不过若出现国内战斗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政治上也会有很不好的影响，因此还要争取以不流血、不开枪的方式解决这一反革命集团。

　　为此，需要经过精心准备，以突然行动的方式将“四人帮”一网打尽。

　　这次行动，已经超出了党内斗争的范畴，因为江青一伙人登上高位本身就是违反党的组织程序的反常结果，自然也无法用正常的党的组织手续来解决他们。何况这伙人在上海还掌握“第二武装”，并紧张地准备暴力夺权。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抓捕“四人帮”。(《中南海往事追踪报告》，徐焰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