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年迈的父亲有3个女儿1个儿子,小毛是最小的孩子。他总是顺着儿子,读不读书、打不打工、打什么工都听儿子的。他一直念叨着,“儿子很懂事的,以前从没惹过事。”
在他的印象里,家里套口忙起来常常是从清晨干到半夜,儿子每次都跟着一起干,也不抱怨。只是,一休息,小毛的眼睛就“掉进手机里出不来了”,儿子不怎么跟家里人说话,却喜欢对着手机傻傻发笑。
这个父亲太忙了,老家的新房、洪合的套口生意、儿子未来的婚事,桩桩件件他都得考虑。他忙到没时间在意儿子有什么爱好。
龙龙的父母也很忙。前些年,云南老家的干部发动他们一起来嘉兴挣钱。这一年,羊毛衫生意淡了,龙龙的妈妈还跑到粽叶厂洗粽叶,挣一个月2000块钱的辛苦钱。
夫妻俩已经离目标很近很近了。再等3年,儿子满18岁了,夫妻俩就会自豪地跟龙龙讲,“修房子、娶媳妇、还是买车,你选吧?爸妈能帮你做一件事。”
她几乎没有休息过。这个皮肤暗黄、挂着黑眼圈的母亲说不清自己到底住在村子哪个位置,也忘了儿子的电话号码,更记不清龙龙是哪一天突然说起,自己再也不上学了。
“打死也不去,去也是白白浪费钱。”龙龙坚决地说。父亲把龙龙拖到了学校,一转眼的工夫,孩子竟然比自己先到家。他气急了,用套口的足足50公分长的绿色传送带,狠狠地抽了儿子一顿。
但这对父母能做的,也只是如此。
“我当时让他跟我们一起来嘉兴,他还不乐意,说这边必须能上学,否则才不来。”龙龙的妈妈有些哽咽,她当时求了打工学校的校长,让儿子插了班。可夫妻俩谁也想不到,仅仅一年后,儿子就那么激烈地拒绝上学。
已经没人知道答案了,龙龙的书本上到处是乱涂乱画的痕迹,只用了一年,他的语文成绩就从七八十分掉到了27分。
儿子被打那一晚,他们以为孩子只是去了亲戚老乡家住,连个电话也没打就安心入睡了。直到夜里3点,3个“染着黄毛”的男孩敲开家门,告诉他们,“龙龙被人打了。”
在那之前,龙龙每次外出归来,都告诉父母,“跟朋友去公园玩了。”
她想都没想过,给全家人带来金钱和希望的洪合镇,竟然把孩子“染”坏了。
许多小卖铺的里屋都藏着老虎机,三五成群、 “等到18岁就可以进厂了”的辍学少年,一打老虎机就是一个上午;街边的娃娃机里,装的不是玩具娃娃,而是种类繁多的烟;地下溜冰场空气不通、音乐震得让人耳鸣,生意好的时候却足有上百个孩子。
“这里就是一个滋生细菌的地方。”洪合镇派出所副所长俞伟祥说。
血案发生那晚,小毛最早就是在溜冰场集结自己的人手。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向溜冰场老板求证当天的细节,却被他反问道:“你关了这些溜冰场,那些孩子就不犯事了吗?你们做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能怎样呢?”溜冰场老板说。
“真的没有第二条路了”
龙龙没了,一家人再也打不起精神做任何事了。家里拉货的电瓶车半个月没用了,连电也没充。龙龙的妈妈决定,和老公回乡,再不要来洪合这片伤心之地。
两个女儿依然留在洪合给羊毛衫套口。龙龙妈妈最放心不下二女儿。为了便宜,二女儿和三十来个人挤在一间大出租房里,干什么也不方便。
在夫妻俩租住的九联村,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洪合镇的房租太贵了,套口时机器发出轰隆隆的响声,还会被邻居投诉。这些从西南大山深处赶来东部沿海淘金的人,只得又一次住进了农村。
龙龙所在的学校是一所私立的打工子弟校,斑驳的三层绿色小楼外,是一片废墟。
只隔了一个公交站,是镇上的中心小学,几栋5层小洋楼矗立其中,一到放学时段,车子把路口围得水泄不通,车辆鸣笛声响许久。
龙龙去世的消息,许多人不知道。几位曾经的同班同学听到龙龙的大名后,瞪大眼睛,想了许久,才说,“他总是一个人坐在第一排,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反正成绩很差。”
除此之外,再无更多的印象。
不过,像龙龙这样辍学,倒不算这所打工子弟校的新鲜事儿。一名八年级女生记得,刚开学时全班还有八十来个人, 一个学期不到,就只剩下了50个。班级也从两个变成了一个。
“没有人讨论上不上高中,都在说干什么挣钱。”一个女孩回忆,有许多和龙龙很像的男孩,“没事儿就出去打架,有人打架打到手都写不了字呢。”
不过这一切,学校校长和教导主任都予以否认。他们不承认学校有过龙龙,也不承认学生辍学,他们指责了许多孩子的父母,“孩子不学好,叫他们来学校谈话都不来。”
小陈也曾是这个学校的一员。在和过去断了来往、远离“兄弟伙”和无休无止的打架后,他已娶妻生子,跟着爸爸一起做小生意。
一次他在街上偶遇当初的“兄弟伙”,却发现一个同伴不见踪影。他随口一问,有人回他,“他死了,前段时间被人杀了。”
没有葬礼,没有讣告,那个“兄弟伙”走了。那一刻,他只感觉“庆幸”。
这也曾是龙龙的妈妈第一次来到洪合最大的感受。她和老公在广东和江西都打过工,孩子就扔在云南老家让爷爷奶奶带。那时候,工厂管得严,还要住集体宿舍,孩子根本不可能带着。
正因如此,一家人生活在一起,给羊毛衫套口,边干活儿边看孩子的机会,她几乎是一口答应了下来。女儿女婿早几年就跟着老乡来了洪合,一年能挣好几万元,还能在家陪孩子的故事总算得到了亲人的证实,更何况,“还是乡干部带着大家一起来的”,她和丈夫辞掉江西工厂的活儿,带着孩子来浙江。
当时,龙龙的奶奶去世了,爷爷老得腿也迈不动了,孩子压根儿没人管。来洪合打工的机会,几乎是这家人最后的救命稻草。
这几乎是每个拖家带口来到洪合的家庭,都有的故事。小毛的爸爸6年前就来了,当时,为了不让孩子当“留守儿童”,他把3个孩子都带到了洪合。只是,这个一门心思挣钱养家的父亲压根儿没有想到,孩子在身边待了6年,却和自己越走越远,甚至远到他“完全不知道儿子在想什么”。
也曾经有人想过回乡。
一个贵州女人曾因为孩子学坏,举家搬回老家,可没过多久,她又回来了。“这边行情好时一年一个人挣五六万,差点儿时也有两三万,老家种地能挣多少?能养得起孩子吗?不饿死就谢天谢地了。”
“来洪合是唯一的选择。”刚刚失去龙龙的母亲何丽云说,如果一切可以重来,自己还是会带着龙龙来到嘉兴,因为,“真的没有第二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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