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副省长陈鸣明出庭应诉民告官 系全国首例(图)

　　“告官不见官”背后

　　在副省长出庭应诉引发广泛关注的背后，是长期以来“告官不见官”的现实。

　　黔南州政府法制办行政复议科科长罗勤琴说，看到陈鸣明出庭应诉感觉有点意外。尽管她认为，按理说行政负责人出庭是很正常的。

　　为什么许多官员不愿出庭?罗勤琴曾在法院工作20年，在她看来，官员不愿出庭有两个原因，一是行政机关负责人往往担心到法院出庭没面子，二是官员在思想上转变不过来，感觉和老百姓不太对等。

　　曹灵江也表示，从主观上来说，许多官员怕输官司，怕丢人，会觉得上法庭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但她强调，原被告的地位是平等的，不是说作为被告就是错了。

　　曹灵江认为，告官不见官的客观原因主要包括三点，一是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并未对行政负责人出庭作出规定，二是行政机关负责人确实存在工作繁忙的问题，三是很多行政机关负责人缺乏法律知识。

　　作为行政诉讼方面的律师，李春兰每个月都要参加4到5个庭审。她曾经遇到过一次临时“退堂”的官员，在某省高院参加一次行政诉讼案庭审时，一位副处级官员本来要出庭应诉。但是因为该高院准备在网络上直播庭审，该官员到了法院，却没进法庭。

　　庭审结束后，李春兰主动找到对方沟通，对方的回应很冷漠，说你按照法律该怎么走就怎么走。

　　新行政诉讼法的修订，尽管写上了行政负责人应该出庭的规定，但也留下了口子。没有法律规定，行政负责人必须出庭应诉。

　　另一方面，行政负责人不可能花费大量时间出庭应诉，也是多位受访法律工作者和专家的一个共识。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姜明安认为，官员出庭应诉，应选择一些比较典型的、复杂的案子。

　　姜明安还提出，官员出庭的时候不能像傻子一样不作声，必须提前了解案情，做好功课。

　　事实上，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官员出庭“意思”一下的情况也存在。罗勤琴表示，以前有领导干部出庭，往往是坐在那里表示一下意思，答辩状都是代理人代为宣读。

　　“行政负责人出庭的案件本身就不多。”李春兰说，在她经历的庭审中，行政负责人出庭基本上都不说话。只是人去了，就是履行这个职责，跟原告也基本上不会有交流。

　　贵州省政府法制办主任唐林表示，行政机关出庭应诉工作普遍存在“消极应诉”、“出庭不出声”、“不研究法律关系、致力于社会关系”的现象，有的简单依赖聘请律师应诉。

　　姜明安则发现，现在行政诉讼案件的审判中，有的领导干部出庭会通过写条子、发短信的方式，对法官的审判进行干扰。

　　“法院在审判时倾向行政机关的情况仍然较多。”姜明安说，因为大多数地方司法机关的人财物没有实现完全独立。法官在审判时会有担忧，因为他的升迁包括法院的财政等问题都由当地党政系统管理。如果让政府败诉，可能会出现问题。

　　正因为此，学界也有不支持行政负责人出庭的声音。姜明安记得，有一次他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开会的时候，为了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这个规定，还曾经有专家互相争吵起来。

　　但姜明安表示，他支持行政负责人出庭，这有利于提高官员的法律意识和行政机关的执法水平。同时，也有利于案件的裁决执行。因为在有些情况下，如果行政机关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就是一张废纸。

　　旁听席上的市领导们

　　与往常不同，4月11日，丁加强诉省政府一案的庭审上多了两拨人。一拨是扛着摄像机、拿着笔记本的媒体记者，另一拨是从贵州各省直部门和各市州赶过来的，分管法制工作的副职及相关领导干部。

　　他们是被专门请来的。为了见证和学习这个全国首例副省长出庭应诉案例。

　　在曹灵江看来，这次庭审给相关领导干部们上了一堂法治课，主要是为了形成示范效应。

　　罗勤琴则更加直接，她说，听到陈副省长要出庭时，自己的第一反应是：副省长都出庭了，市长和县长还能不出庭吗?

　　多位受访的官方人士均表示，官员是否出庭应诉，主要还是由其自己决定。

　　在行政负责人出庭率这个问题上，贵州曾遭遇过舆论质疑。据《人民法院报》报道，一份来自全国人大内司委的报告显示，贵州全省一审行政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不足1%，内蒙古法院在2013年审理近2000件行政案件，行政首长出庭的只有8人次。

　　面对新京报记者，曹灵江否认了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她提供了一个新的数字，从2015年4月30日到2015年年底，贵州省一审行政诉讼案件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为27.2%。

　　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数字并非针对同一时间段的庭审情况做出的统计。

　　“也是为了扭转一下这个局面吧”，曹灵江认为，陈鸣明出庭应该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贵州省政府法制办主任唐林介绍，2015年4月30日，贵州省出台了《贵州省行政机关行政应诉办法(试行)》，规定了“被诉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的原则。

　　这一办法与新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相同，新行政诉讼法的实施时间为去年5月1日。

　　唐林还提出，需要建立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约束机制，比如对市、州行政机关一把手，是否可以规定在任期内至少出庭应诉一次，以防止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形同虚设。

　　据曹灵江介绍，贵州省政府法制办将对今年的行政负责人出庭情况进行考核，这将作为依法行政考核的一个指标。

　　罗勤琴也表示，这个考核对行政机关和其一把手都有影响。对一把手的政绩考核也会从这里面得到体现。而实际上，领导干部依法行政考核是其是否能够晋升的条件之一。

　　姜明安也提出了组织部门应对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进行考核的建议。他还观察发现，目前各地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存在不平衡的情况，有个别地方做得很好，但多数地方行政负责人出庭率还是很低。在他看来，这个跟当地行政主官的法治意识有很大关系。

　　“副省长出庭肯定要带动不少人”，姜明安说，就算是“作秀”也有好处，我希望官员多作一些这样的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