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1月,梁思礼与妻子麦秀琼结婚照。
女儿眼中的“老黄牛”:只会低头拉车不看路
中国的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出生在“文革”最乱的年代,“生于乱世,先天不足”注定了这枚火箭多舛的命运。
那时,梁思礼担任该型号火箭的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远程运载火箭要求精度更高,控制系统也要更进一步,原有的分离元件组成的计算装置体积、重量过大,必须做出小型弹上计算机。这在当时,是个棘手难题。
梁思礼大胆决策,决定采用“惯性平台—计算机方案”。但这种方案必须用到集成电路,集成电路在当时技术成熟度并不高,对于导弹研制和发射来说,这块神秘莫测的区域虽然诱人却少有人染指。当时只有美国的一款洲际导弹用过,但元器件经常出问题。
梁思礼和负责制导控制的同志,决定从系统设计上解决集成电路稳定性问题。他们重新推导了制导方程和关机程序,牺牲了一些方法误差,以减少计算机的负担。最后,他们拿出了一个方案,减少了三分之一的集成电路,不仅为计算机“瘦了身”,还解决了可靠性的问题。
然而,与政治上的压力比起来,技术上的压力,还只是小儿科。
1969年底,军管会与北京市联合组织“705”大会战,提出了“改革研制程序,不搞烦琐哲学”的口号,用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抓科研。“705”大会战虽然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但是以群众运动方式研制导弹,使大部分设备在试验时问题百出,有的不得不回厂返修,甚至重做。
梁思礼被逼无奈,想出了另一个对策。他说:“当时我留了一个后手,我没敢把弹上所有的东西拿去会战,仅仅同意把地面设备、电源设备,这些不是太重要的东西拿去会战了。结果会战搞了很多场,就是不按照规范、工艺要求干活,元器件没有很好筛选,焊接也不行。结果会战表面轰轰烈烈,其实回来以后还得返修整顿,搞得非常被动。”
就在这样的闪转腾挪中,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一步步进行着。
1971年春天,远程运载火箭各个分系统完成,送到211厂做总装测试。测试中,梁思礼发现笔录仪上出现了一个不应该有的“毛刺”干扰,而且时有时无。为了查明原因,梁思礼带领技术人员“守株待兔”等了几个小时,最后发现是相邻车间用电载荷瞬间突变造成的。总装测试中,这样的问题层出不穷。
军管会扬鞭急催,为赶工期,“705”大会战中做出来的元器件大多有问题,焊接质量也差。因为脱落插头里的一颗小钢珠不见了,总设计师就要带着大家趴在厂房里找上几个小时,级倍数的问题累计到了总装阶段。
后来,在解决航天的可靠性问题上,梁思礼提出了“十倍理论”,意思是在概念设计阶段,花一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拖到方案设计阶段,就要花10元钱才能解决;到了出样阶段,要花100元钱……
而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中,最后的问题又何止十倍?为了搞掉这些“毛刺儿”,梁思礼带着同事在211厂不分昼夜拼命干,一干就是50天,最后把自己累得尿血住院。
1977 年,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走上正轨,连续6次试验都取得成功。1980年,梁思礼带领9人精度小组,对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飞行试验的设计、工艺、环境和可靠性等方面做了大量细致的精度分析工作。靠着这个飞行试验,他摘取了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桂冠。
倘若时空能像纸张一样轻松折叠,用铅笔在上面戳个洞,再展开:普渡大学模拟电网实验室里做实验的梁思礼、五院里夜夜鏖战的梁思礼、酒泉发射基地里做着发射前最后检查的梁思礼、站在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领奖台上的梁思礼……在每一个节点,梁思礼眸子里不变的热情抵御着时间的轮番攻击。时间夺去了他的青春,却没能撼动他的初心——对中国航天不倦的追索。
女儿梁红曾逗他,说他是“老黄牛,只会低头拉车,不看路”。对于一个只懂业务、不掌权的知识分子,“老黄牛”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