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家湾的老人们翻看《中国的“吉卜赛”人》一书。这本书由当地政府组织编著。图 郭彦博
身世
“单纯地把薛家湾的算命文化归为迷信,肯定是不对的,这是一种长久以来形成的民俗。”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柯杨说。 长期从事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教学与理论研究的他在1983年第一次来到薛家湾。“从小就刚听过薛家湾算命,小时候在兰州的街头也见到过。”但柯杨本人对算命不是很感兴趣,直到有一次一位朋友说“薛家湾有吉普赛人”,柯杨才来了兴趣,因为,“做一个民族、民俗方面的研究比算命课题更有意义,”于是,他便带着三个毕业生去了薛家湾做田野调查。 “太穷了,”今年81岁的柯杨回忆起进村第一天的感受,“其他村子里,村民的家产都置备得比较齐全,薛家湾人就相当简单,进屋之后就一个炕、一床被子,再有就是存粮食用的缸,几乎没有闲置的家具。”
当时,还沿袭着“走家子”生活方式的薛家湾人大概占全村的1/3,而关于薛家湾人的身世,在当地则流传着很多说法:一种说他们是上古舜帝时期流亡而来的苗族后裔,但流传更广的说法是他们是从波斯徙来的吉普赛人,因为,他们不喜定居四处流浪算命的习俗确和古老的吉普赛人颇为相似。 文献方面,1947年《边疆通讯》上的那篇文章、1953年版的《永登县志》和1982年在《甘肃文史资料》刊登的《解放前永登的算命婆》一文,都认为薛家湾人是少数民族。 柯杨带着学生在村里住了一个多月,经他判断,薛家湾人并非苗族,也不是吉普赛人,他们的民俗传承和特点都与汉民族无大异。 在去薛家湾之前,柯杨听说当地人有一种用于彼此交流的特殊语言——“绍句”,但当他进村后,村民却都说自己不懂“绍句”。后来彼此熟悉了对方才坦白:因为破四旧的影响,他们一般不会对外人讲“绍句”。
在详细地研究了“绍句”的组词规律后,柯杨说,这是一种典型的职业隐语,而非民族语言,例如,打卦测字叫“课巾”,禳解叫“丢术”,我叫“贺秦”,看交“交合”。“我在村里住了一个半月之后,水平已经能赶上当时的青年人,”柯杨说:“也许现在村里的年轻人‘绍句’水平还不如我。” 在村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柯杨还发现了薛家湾的另一个特点——不爱存钱,赚来的钱主要用来“吃掉、吃好的”,由于常年在外算命,薛家湾人知道外边很多好吃的。当时,有个当地干部这样评价薛家湾人:“他们哪怕背一辫子蒜进永登卖八分钱,也要花一毛钱下馆子。”
尽管将算命当做谋生手段,但当时,薛家湾的村民却从未试图给柯杨算命,“我自己也没有要求过。” 如今的薛家湾,还有不少人记得柯杨,并将他视为“神”一般的存在,因为,出身中医世家的他在村子里给很多人治好过胃病,还向上边打报告给村子里挖了一口井,“手续是从省里一级一级批下来的,走遍了村子里的每一个田垄,鞋底都磨坏了。” 提起这段经历,柯杨哈哈一笑说:“的确是给不少薛家湾人看过病,”但至于其他,薛家湾人都“习惯性地夸张了”。
失传
在柯杨去薛家湾的年月里,薛家湾人一般不对外讲算命收入,“但肯定是主要收入,远远超过农业种植。”柯杨说。 如今,这一习俗依然在“部分延续”。尽管在高作祯家算命时拿了200元钱,但对于算命的真实酬劳,高作祯的妻子依然回避,“给多少就是多少”。据邻居们判断,高作祯是本村算命最赚钱的,“小车经常停在家门口”。出租司机小赵曾送高作祯去过兰州算命,“肯定是给有钱有势的人算,光现金就给拿了两千六,烟酒都是咱没见过的。” 但对于如今的薛家湾人,算命收入已经不再是主要收入。
我到薛家湾的那天是2016年3月12日,正值春播农忙时节,太阳已经融化了前一天突降的大雪,庄浪河谷地里,世代以算命为生的薛家湾人绝大多数正在种蒜。 被邻村人笑话“连地都不会种”的薛家湾人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种蒜苗。蒜苗的生长周期为三个月,种植过程极为耗水,从播种到长成期间需要历经不下十次的浇水施肥。这些打算成熟后会以最贵每斤3块的价格被兰州来的菜贩收走,那些可以长到半米长的蒜苗则会被洗净、切碎,撒到滚烫的拉面碗里。 柯杨说,当时村子里那些上过学的年轻人已经基本上不学算命了,因为老师会在课上讲:“不要再搞那些封建迷信啦,上学念书才有出息。” 除了教育,现实则是薛家湾年轻一代不再学习算命的另一重要原因。
薛家湾有四大家族:柳、刘、高、何,村民鲜与外人通婚,算命术的沿袭遵循“父传子母传媳”的习俗。但是,再根深蒂固的习俗也拗不过时代的发展。如今,薛家湾人与外人通婚的越来越多,很多媳妇嫁过来除了要求有车有房,还要加上十万的彩礼,即便没有太多的物质要求,个人意愿也成了比传统习俗更有力的存在。 51岁的刘树花丛庄浪河东岸嫁到薛家湾柳家,婆婆只试图讲了三天看相手艺就放弃了,因为她“不想再学了”。如今,她的两个儿子全都在外打工,大儿子在北京做塑钢门窗,每年就春节回家一次,一个月能挣八千块钱。 今年73岁的柳世勋,是土生土长的薛家湾人,他从小就不想学算命,哪怕话一出口就换来父亲劈头盖脸的一巴掌,“太苦了,运气不好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还不如在家种地。”
他的两个儿子和当下大部分的薛家湾村民一样,经营着几亩蒜田,收成全看成熟时的行市,“你说这事儿能靠算吗?那是老天爷的事儿,是天命,你能让老天爷多下雨吗?”说话时,柳世勋的孙子正拿着小本子坐在田垄上算账,种完蒜之后他将再次回到兰州打工,“有手艺的一个月能转四五千块,农忙时候还得回来帮忙”。 在高金江家待了一个多小时后,记者们走了,高金江一直把他们送到村里的主路上。他育有一儿一女,都是大学生,女儿毕业后在兰州卖楼,儿子在青岛上大三,他从未试图把算命的手艺传给孩子们们,“都上大学了,不教了”。 “你不担心算命这门手艺失传吗?”我问他,他和以往一样答得很干脆:“孩子们不学就不学吧。”说话间,路过门口“一干二净除旧习,五讲四美树新风”对联时他点了一根烟。
回到家里,院子正屋下的阳光里,父亲高作明坐在马扎上,一双会写符掐咒的手正在熟练得拨着蒜种,颤巍巍的。 离开高金江的家,我去村东的土坡上待了一会儿,如果柴堆上、墙角里熟睡的土狗们没有冲出来朝着我习惯性地吠叫,我甚至能听到东面五百米外货运大车碾过连霍高速的轰鸣声。
只是轰鸣声一过,薛家湾便再次陷入了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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