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由于刘庆棠得势时太“花”,受够了他气的妻子与他离了婚,子女也与他脱离了关系。
后来,刘庆棠患了肝硬化,获准保外就医,回到老家辽宁盖县寄居。回乡不久,落魄不堪、经济拮据的刘庆棠,在大连遇见了原来文工团的战友沙音,沙音接纳了还在刑期而且身患重病的刘庆棠。在沙音家他几次发病,生命危在旦夕,是这位善良的女性一次次的挽救了他。
后来,刘庆棠刑满释放成为自由公民。文化部落实政策,在北京给了他一套住房。但他却无情的与沙音一刀两段,攀上了北京一位很红火的女性。
钱浩梁和庄则栋都不愿提起文革,但刘庆棠不一样,他曾毫无顾忌地和记者大谈与江青干过的一些所谓的好事。他还酝酿过创作芭蕾舞剧《岳飞》,但遗憾未及实现,便离开了人世。
四、于会泳
于会泳是江青提拔的帅哥部长中,职务最高的。从艺术成就的角度讲,他也高于钱浩梁和刘庆棠。如果他活着,称之为“音乐大师”并不为过。
于会泳上了贼船后,的确执行了江青的很多指示,但在做人上,与刘庆棠有所不同。刘庆棠上去后,对老领导及老师一概六亲不认,而于会泳对恩师贺绿汀,还是念旧情的。
“文革”中贺绿汀遭到批斗,于会泳曾想利用自己的影响,把贺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将他“解放”,但被张春桥斥责为“糊涂”观念。张春桥故 意安排他主持第二次批斗贺绿汀的“电视斗争会”,并在全市转播。人们发现他在主持批斗大会中,说话并没有声色俱厉,而贺绿汀在会场上说话却掷地有声,从中 可以看出于会泳当时内心里的矛盾。
1976年10月中旬,中央派工作组进驻文化部,于会泳被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进行隔离审查。
于会泳被隔离后,曾经深刻忏悔,写了多达17万字的检查和交代材料。
最初,于会泳觉得自己是有罪,但没有大罪,文化部部长被撤了,总可以回上海音乐学院去教书。实在不行,还可以回胶东老家的县文化馆或县剧团搞搞文艺工作。
但不久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直接点了他的名,这意味着他已被列入“永世不可翻案”之列,他精神彻底的崩溃了。
1977年8月28日上午,于会泳给母亲、妻子和女儿写下遗书:“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 只有一死才能赎罪……。我恨透了‘四人帮’,也恨透了自己,消除旧的于会泳……。希望你们永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革命到底。”
晚8点左右,他把拘留散步时捡来的“来苏水”喝了下去。被人发现后,马上送到阜外医院抢救,医院虽然采取了各种抢救措施,但还是没有挽回他的生命。
人生一世,几度浮沉,世事难料,报应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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