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曾在媒体上发表文章称:“08奥运开始,中国社会转型阵痛加剧,传统的政治动员、意识形态规训成递衰之势,官方越来越依赖强力和金钱维稳。老百姓借由司法渠道维权基本失灵,而遁入信访不信法的怪圈。与之同时,司法不能自守本分,自媒体时代对司法贪腐的放大效应,使得司法公信力一落千丈。司法人员的参差不齐,素质不尽如人意更是授以社会抨击的口实。”
信访牵扯了基层法官的部分时间与精力,让他们无法完全专注于审判工作。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几乎每个基层法官都在抱怨信访带来的工作量和压力。“基层法官其实还有不少精力都花在了应付信访的事情上。如果他去了那些重点部门,首先你得把人接回来。如果他只是四处寄材料,那上头把这个材料转下来,你就需要对已经处理的案子写一个报告,写我为什么这么判,写他信访的理由为什么没有道理,有什么困难导致他这样做。很头疼的。而且信访还作为一度还作为考核标准。”前述北京离职法官称。
“院里一位老法官就告诉我,多做不如少做,少做不如不做。”另一位江苏的法官说,他有很多朋友在上海当法官,上海搞司法改革,会把法官的联系方式发给每个当事人。当事人来电话必须接,如果不接,他们就会投诉审案的法官。
据一位曾在四川某基层法院工作的人士称,并非每个信访案件都有足够的理由。“我接触过一个拆迁的案子,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对拆迁补偿不满,所有行政程序都走过了,但她不服,常年在政府、公安、法院之间上访。刚开始要求增加自己的赔偿,后来要增加全家人的赔偿,要把她姐姐拉在一起,还要求给她的子女孙辈解决社保问题,要求非常不合理。基本上一周可以看到她两三回,拿着水杯,旁若无人,她在这儿,(我们)就根本无法工作了。”
除却信访带来的压力,有些基层法官表示,审案时还会受到上级的干预。前述河南离职法官称,曾经有法官因为正在审理的案件受到上层施压,不堪压力而跳楼自杀,“上面批示要查办,还成立了专案组,据说当事人跟上面领导是老乡。”
“出来不后悔”
“有时候开完庭,我会问那些律师,如果我把我的位子给你,你愿意跟我换吗?结果那些律师,从25岁到50岁,没一个愿意的。”一位即将离职的法官说。他在去年提交了辞职报告,今年终于走完了冗长的程序。
在凤凰网采访的11名基层法官中,辞职和准备辞职的基本上为工作5年以上的年轻法官,有些人还曾获得三等功,判决的案件被选入示范案例。大家离开体制的原因大同小异:事多、钱少、责任重、看不到上升的希望。
虽然不同的法庭案件数量不同,但法官们普遍认为,这几年案件数量呈现“爆炸性增长”。一位在民庭工作的江苏基层法官称,自己每年案子数量从200多一下涨到将近500件,收入却从当年的11万降到6万左右,“收入砍了一半。我才30出头,头上就已经开始秃顶了。”妻子在医院生产时,他连假都请不了,只能在庭审结束后匆匆赶往医院。
而一位在行政庭工作的北京法官称,其年结案量从60、70件增长到200多件。“尤其是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一个月处理了28个案子,基本上一天出一个判决,每晚都要加班到10点,一个晚上就能抽掉一包烟。工作已经成为我全部的生活了。”开完庭后需双方对判决确认签字,但劝当事人签字的时间,有时比开庭审理的时间还长。
还有人曾经历过通宵达旦。“我们执行庭的加班是晚上出去抓人,抓那种白天不在家的老赖。有次我们晚上出去了,抓了一圈,没抓回来。然后到晚上十点,大家就说下班吧。我刚从院里出去,等公交车呢,内蒙古口岸边防武警给我打电话,说抓住一个老赖,他要出境。我就马上又回院里,跟领导汇报。领导说去,抓人。法警队马上派了一个车,三个法警,我们就连夜开车到内蒙。600多公里,去口岸抓一个人回来。第二天早上六七点钟到的。”
与繁重的工作相对的,收入却难以让人满意。在凤凰网采访的11名基层法官中,即使是在北上广此类经济发达地区,一名法官一年的收入也没有超过10万。上述北京基层法官在2012年转正后的月工资是2700元,2014年涨到5000元左右。单位分房的福利早已不能指望,法院给年轻员工提供了公租房,一居室月租为2700元,两居室月租为4500元,租金就会占去收入的大部分。
在东部省份江苏,即便是副庭长,月收入也不过5000多一点,而当地房价为每平米1-2万,“这还不是市中心的房子。”而在四川,曾有一位庭长对属下称,自己工龄20年,月工资不过四千多元。
“以后社保并轨,法院对年轻人就更没有吸引力了,看到离职的同事们赚的钱更多,肯定还要走的。现在案子这么多,留下来的人工作压力会更大,这就变成恶性循环了。”
对于年轻法官而言,近年来开始施行的员额制改革让他们颇有疑虑。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提出要建立法官员额制,对法官在编制限额内实行员额管理,确保法官主要集中在审判一线。同年7月,作为首轮司法改革试点的上海公布方案,将法官额度限定为 33%。
“大学刚毕业的,进入员额内几乎没有可能。但你第一次进不了,以后想进员额就更难了。发展空间就有局限了。”一位安徽的老法官说。
这样的担心在年轻法官群体中极为普遍。“你进入法院后,要两到三年做书记员或法官助理,才能够成为审案子的法官。大家都是从那个阶段熬过来的。好不容易熬过来了,要成为自己审案件的法官了,结果一搞员额制,你如果进不了员额的话,那么又成为法官助理了。”
上海一名基层法官称,此次上海员额制改革为年轻人留下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名额。“我有很多同学在杭州的法检,上海比杭州要公平得多,留给年轻人的机会也更多。杭州的话,基本上得在老员工退掉之后才有名额。司法改革之后,据说最少也要七年才能从法官助理转成法官,我觉得时间是漫长的,但是也是一种积累吧。”
即便是有把握能够进入员额的法官,依旧会有人对未来不太满意。“我虽已是中层副职,可能很快就会提到正职,我可能余生就默默无闻地办案子,我不喜欢一眼望到老的生活。”离职的浙江法官称。
有法官认为,从2014年开始的法官离职潮,或许还跟2009年的扩招有关。以北京为例,2009年与2010年进行了大规模扩招,分别招收了637和 746人。而以往每年入职的不过两三百人。由于法官有5年服务期,一些年轻法官会在干满5年后考虑离开法院,另谋他职。遂从2014年起,北京、上海、广州等发达地区,开始出现基层法院法官大量辞职的现象。2015年,北京西城区法院甚至出台规定,对法官辞职设限,并要求部分法官延长服务期。
“据我了解,越往中西部省份,法官离职人数越少。只有东部沿海这些地方,离职人员比较多,因为经济发达,外面的世界太精彩。出来随便一个工作,都可以挣到在法院的钱。”
“那你从法院出来,后悔过吗?”
“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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