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晚了,好姑娘都被别人挑走了。”
从南宁市区到马山县城有100公里,从马山县城到张家乐和吴明敏的家有50公里。要先乘巴士,再坐摩托,花上一个小时。
公路建在一座座山的山腰上,路边没有完整的平地,都是小块不规则的梯田。
早晨,妇女们拎着木盆、衣服到溪水边,这里还保留着用木棒浣衣的习惯。
同样被保留的还有对土地、宗庙的信仰,每个村口,都立着一个红色的土地庙,每家每户的堂屋里都供着一个祖宗牌位。
四周都是高山,进入村子,手机就会处于无服务状态。想要收到网络,需要爬上周围的山。
在村里,时常能看到一群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凑在一起,男孩们几乎留着一样的发型:厚刘海遮住眼睛,两侧头发削短,头发染成红色或黄色。他们喜欢在村子到镇上的山路上飙车,骑着摩托呼啸而过。女孩们,嫁了人的,往往手里抱一个,另一手还牵个孩子。没嫁人的,则出现在男孩们的摩托后座上。
在当地人眼里,早婚早育,在这里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我14岁就结婚了,别人还有定娃娃亲的,这有什么了不起嘛!”张家乐的叔公指着夫妻俩感叹道。
张家乐的两位堂哥,一位22岁,生了一个男孩;另一位20岁,生了一男一女。
张家乐的堂叔,在40岁时已经成了爷爷,今年42岁的他,已经有两个孙子、一个孙女。他对目前这种生活很满意,觉得趁自己还有能力,可以帮忙抚养孙子。等自己老了,儿子、儿媳又会来反哺他。
村民们回忆,早婚在上世纪60年代曾经盛行,到了八九十年代,村庄里的适龄青年受“晚婚晚育”政策影响,并未出现太多早婚情况。直到最近几年,村里光棍逐渐增多,早婚现象也越来越明显。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如果男人20岁结不了婚,就算是“老伙子”了。“姑娘就那么多,结婚晚了,好姑娘都被别人挑走了。”
马山县教育局一位官员介绍,在张家乐所在的这个村庄,40岁以上的“光棍”数量达40多个。“现在有些家长给男孩灌输观念,在外面读书能找到女朋友的,尽量就找一个,把这门亲定下来,完成一个家庭传宗接代的最大任务。”
早婚中的女方家长,常常处于被动的一方,“女儿怀了孕来跟我说,除了嫁他,还能怎么办?”一位父亲显得很无奈。
在丹丁屯,一位村民告诉记者,粗略算下来,屯里400人左右,大龄单身男青年能达到40个。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年纪在30到40岁,家庭贫困,和父母一起生活。
古零镇某村的村民李春红(化名)估计,村里“光棍”大约有四十个。李春红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要男孩,村里的妈妈们流掉了不少女孩,新生儿男女比例一度达到1:5。
上世纪90年代末,李春红和丈夫想要个儿子,但最后还是生了两个女儿。
李春红认为自己为女儿黄娇娇做了最好的选择——挑了一个上门女婿。
黄娇娇今年16岁,孩子刚出生。她与丈夫同在古零镇的一个村子长大,两家离得近,走路不过10分钟。
养儿防老、传宗接代,这观念在李春红心里根深蒂固,没有儿子,就招个女婿进来。
她心里有杆秤,等到十年后夫妻俩无法工作了,女儿就能养活他们,不用为养老操心。
对于生了男孩的家庭来说,娶到媳妇、传宗接代便成了首要的大事。
2015年,乔利乡的李方明读到初二辍了学,跟着父母在广东打工。
在校时,他与比自己高一个年级的韦礼芳恋爱,知道了这个消息,母亲李敏(化名)没有反对,反而让李方明把辍学的恋人也接到广东,与自家人一起生活。
到广东不过三个月,韦礼芳便怀上了孩子,知道消息时,李敏觉得“有点早”,但转念一想又觉得安慰,“至少传宗接代的任务完成了,生了第一胎,他们缓两年还能再生一胎”。
2月28日中午,孩子醒来,韦礼芳两手搂住孩子,一把抱起来。李敏怕她用力过猛,连忙上前帮忙。
这个16岁的姑娘,如今一边看着动画片《海绵宝宝》、《熊出没》,一边在QQ上和同学聊着孩子怎么吃奶、丈夫公婆对自己是否好的话题。
“他来得太快了,我们措手不及。”
从记事起,父母对韦璇来说就是一个模糊的印象。韦璇说,父母已经在广东打了十几年的工,每到过年或者寒暑假才能见一两面。
韦璇和姐姐被留在老家,由奶奶照看,说是照看,其实也就是做做饭。
人生的前十几年,她们都是独自成长。四年前姐姐怀了孕,然后嫁人,如今,又轮到了韦璇。
和韦璇一样,记者采访到的吴明敏、韦静、唐妍等人,无一例外都是从留守儿童到留守少女。她们的父母都是常年在外地打工。吴明敏说:“我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跟山里野草一样,和爸妈一年才见一次面。”
除了是留守少年,他们另一个共同的特征是“早恋”。
张家乐说,他所在的初中恋爱很普遍,班上50个人有30个都谈恋爱。
在他们就读的中学里,“性”不是新鲜事。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