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务出色的于会泳
过去有人写于会泳,贬的地方不够实事求是,不真实,没有说服力。
于会泳过去是部队文工团的,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学习,对民间东西熟悉,熟悉的种类繁杂,比如四川清音、北方大鼓等,拿起来就唱。而他学的是西洋作曲,曾担任过作曲系总支书记。江青听说上海有这么一位人物,洋、中均会,表现力强,很合她的意思,就大胆使用他。
文革开始后,上海京剧团乱套了,于会泳做为工宣队进驻,犯了错误,又回到音乐学院。《智取威虎山》恢复排演,又把他请到剧团领导创作,唱腔设计很认真。
他写的唱腔,有的人觉得清新,与新的人物合拍、协调。有的老艺人却说四不像,非驴非马,不姓“京”。于很尊重这些意见,允许人家说三道四。实际上江青、于会泳很重视这个京剧姓“京”的意见,于觉得一定要重视京剧唱腔、京剧特点,让人一听还是感到京剧味。他配用西洋手法,加进戏曲东西,他是《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的主要创作者、组织者,几部戏演出都很成功。群众对于会泳很信任,他讲话顶用。
于会泳和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当年我们排《红色娘子军》前,到海南全岛转了两个月,采访不少人,实地去看娘子军活动的地区,写出舞剧台本,也有人说四不像。
后来于会泳主管北京京剧团,排演《杜鹃山》,反复修改。于会泳认为杨春霞合适,就从上海借调北京,把她留下。汪曾祺是主要作者,起了重要作用。北京京剧团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汪曾祺在其中是突出的。于会泳跟我说过,汪很有才,应该很好地发挥他的业务才干。排练时,围绕台词修改,于会泳经常会向在场的汪曾祺等人商量,问这样行不行?于一般会采纳汪曾祺他们的意见。
运动中北京京剧团陷入动乱,形势比较复杂。我曾经管过一段北京京剧团,知道一点情况。原来军代表、《野火春风斗故城》的作者李英儒被审查,倒了,只好重新挑选军代表。江青向军委要人,要一位军级干部,周总理批准了。来了田广文,他是副军长,全军有名的战斗英雄。他当一把手,解决内部班子矛盾,很难,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他说话有人也不听。我当时在国务院文化组,团里请求来管管,我就出面帮忙解决,在当时起了一点作用。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于会泳抓创作还是很出色的。
在文化部工作时,于会泳和我的关系比较好,我们俩经历相似,参加过军队文工团,有实际工作经验。他在决策时愿意多听听我的看法,总是说:“你说真心意见。”这成了他的口头语。
1975年左右要解放干部,有不少阻力。我在会上说,文革这么大运动,证明一个人没错难度大,拿掉了,就不符合党的政策。经过考验的干部,应该恢复工作。于会泳坚决支持我的意见,排除了派别间设置的障碍。
1974年后我分管剧团、制片厂,参与过这些单位的追查,办追查学习班,当做大事情来做。文化部追查的特点是连环追,现在看是错误的。
张维民曾在东北当过省革委会副主任,由于同毛远新还有吴德的关系,调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管理整个文化部政治运动。他属于很左的一类人,运动积极,能干能说。
1976年10月6日以后的三四天,他灵机一动,马上掉过头,在部里夺权。念完“粉碎四人帮”的中央文件后自动主持会议,把矛头对准于会泳、浩亮和我。他还说那些老话:“你们得赶紧揭发……”又对浩亮说:“你表个态。”我们说:“你不明不白,向你表态算什么……”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他说我们很猖狂。于会泳在一旁不吱声,没有什么表情。他心里是很明白的。
他自杀的消息传来后,我很不是滋味。据说是在审查时偷喝了农药,很惨。当时审判时有一内部说法,就是一个部门只判一个人入狱,于会泳走了,就判我徒刑。于会泳这个人对创作执着、认真,是一个对艺术绝不含糊的人。
周总理找我谈话做思想工作
我是1951年就认识周总理,他对我的成长经历比较了解,看过我许多次演出,看过我主演的《天鹅湖》、《海盗》、《泪泉》等,懂得芭蕾戏,关心甚多。
七十年代初,在一次接见外宾之前,周总理找我谈话,说:“毛主席、党中央要组建新的文化部,让你到文化部工作。舞台上这么多年,让你马上下台不演出,我怕你想不通。过几天政治局开会研究,我要先打通你的思想,不上台演出行不行?”我说:“一切都是党培养的,听从党的安排。对舞台有感情,不演出会有留恋。现在只有害怕心情,过去我只做过一个剧团的工作,到文化部有种惧怕,水平低担负不了,给党的工作造成损失。”周总理说:“我告诉你,我干革命时没想到做总理,一开始我也害怕。根据我的经验,你这种心情是可贵的,兢兢业业,就能前进。要做工作,随时都会犯错误,随时改。”很快中央下发文件,宣布文化组十人名单。周总理以后高兴地对我说:“跟你谈话前原来还想需要半小时,想不到十几分钟就做通你的工作。”文革前紫光阁每半个月都有舞会,二三十人范围,参加的人有副总理、副委员长、军委副主席等,由中央歌剧舞院负责艺术组织工作。周总理对干部严厉,对一般群众好,院长赵沨怕总理见面批评他,有顾虑,就说庆棠跟总理熟,让我带队。
一个大轿车装四十多人,有十多个人的乐队,三四个独唱演员,二十多个女演员。跳累了就休息,表演几个小节目。我因为白天工作、排练累,体力劳动强,去紫光阁后我就坐在秘书中打扑克。周总理理解我的情况,跟我说:“你白天累,现在需要放松……”
江青从来不去跳舞,蔡畅大姐偶尔去过。舞会一般晚上11点结束,我们再吃点夜宵。
1966年6月初文革露出苗头,剧团工作大乱。我当时是剧团支部组织委员、演员队队长,我作为双料干部,也受到冲击,被贴了大字报,有人也不听我说话。而6月4日还有紫光阁舞会,我到处找人,说,中南海工作不能停,总理秘书给我打电话了,你们应该协助我,如果停了,中央会批评。我就带了上回原班人马去中南海。周总理问我情况,我说:“剧团已经乱套了,好不容易做工作才争取来的。”总理说:“那下次看情况吧。”碰到那么巨大的政治动乱,舞会以后就停了。
八十年代中期我因病出了秦城,就回老家休养。1993年还有补助,每个月给我们360元,水电费就要150多元,靠儿女、国外学生支助。1994年生重病花了一万九千,我写信给江泽民同志,他批了五万元,专款专用。写信还有一点希望,被逼着给中央写信。
我现在就是人家找我到大学教课,为别人筹办民营艺术学校。最想排舞剧《岳飞》,看了很多史料,也写了舞台台本,找了原来《红色娘子军》作曲家来合作。排戏很难,我总想在晚年做一点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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