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东梅揭毛泽东情史:最不为人知的妻子曝光(图)

　　我的外婆贺子珍

　　潜藏在外婆贺子珍脑中的巨大压力，终于在回国后向她砸 了下来。那是1954年在上海时，外婆偶然打开收音机，听到外公以洪亮的声音宣读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词。广播放了一遍又一遍，她就听了一遍又一 遍。直到第二天外婆的嫂子李立英发现她僵坐在椅子上，神智不清。收音机开了一夜，已经烧坏了。

　　外婆这次病得不轻，得知消息的外公毛泽东在妈妈(李 敏)面前第一次流下了眼泪。毛泽东托女儿(李敏)带去一封信劝外婆一样，外婆的烟也抽得很厉害。所以信中劝她不要抽那么多的烟，对身体不好。毛泽东还托妻 兄贺敏学照顾外婆。外公的信就是最好的药，外婆知道外公的意思后，一一配合，逐渐好了起来。

　　之所以外公的录音能对外婆造成如此后果，正是因为外婆心中一直存储着与丈夫十年生活的全部记忆。这已成了她生活的驱动力，每时每分都在调取、比较、回味，以至到达极限，因突如其来的刺激而崩溃。

　　痴情如外婆，深情如外公——接近30岁时，我才开始逐渐明白：这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纯真感情!

　　1972年，我出生了，而且也赶上了让外公起名。妈妈把我的照片带去给他看的时候，外公把自己名字里的一个“东”，还有自己喜欢的“梅”都给了我。怎么样，够大方的吧?

　　我是在上海出生的，两岁到六岁之间都在外婆身边度过，由于当时年纪小，外婆给我的印象并没有后来深。说来也怪，以往听外公的录音，和外公会面都能引起她病情的重大反复。而当1976年外公去世时，全国人民泪落如雨时，她却表现出惊人的平静。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次不亚于前两次的危机。只不过由 于压抑较深，当时没有爆发，而分几年逐渐释放出来。只要外婆一发病，楼里马上就如无人居住般安静。她那对外公已成永诀的思念，对往昔岁月的痛惜，一丝一缕 地慢慢侵蚀着日渐衰老的身心。终于在那个我永远不能忘记的1977年初秋之夜，她坚持睡在我刻意的小套间书房里，躺在拼起的椅子上，窗户只开了一条小缝。 在准予风侵袭下，第二天我发现外婆已不能起床，她中风了。

　　外婆病得真不是时候。当时国家的形势已走向拨乱反正，1979年她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贺子珍“解放”了!《人民日报》为此配发了这张我和外婆在医院花园看《解放军画报》的合影。那一年，她七十岁，我七岁。

　　我的外婆梦圆北京

　　曾几何时，从井冈山到延安的苏区上空闪耀着两颗明亮的双星———毛泽东与贺子珍，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同生共死，度过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十年。

　　后来，累累伤痕使外婆偏离了原有轨道，从外公身旁消失了。外婆是西沉的弯月，外公是东升的旭日，再难相见。然而，月到半夜，日在中天，他们其实都是寂寞的。外婆记挂着天界的安危，外公思念着人间的冷暖，无奈为时已晚!外公外婆的传奇成为永久的爱情悲剧。

　　外婆住在上海华东医院的同时，在北京的妈妈和爸爸正在安排另一件大事：把外婆接到北京。外婆盼望进京，已经盼了整整30年。

　　然而，外婆坚持要去北京，尽管高龄而且卧床不起，她刚强的性格一如当年，没有改变。现在看来，我认为北京之于外婆，其象征意义应该大于实际意义。外婆所坚持的，是一个老党员、老战士和老公民的权利，是一个母亲和妻子的权利。

　　1979年9月3日，也就是妈妈带我回京上学的第三天，中央派专机把外婆接到了北京。这个日子离9月9日外公逝世三周年纪念日还有四天，离10月7日外婆70岁生日还有一个月。

　　在北京机场，外婆见到了前来迎接自己的井冈山姐妹曾志，她当时担任中组部副部长。30年前，外婆即将进京时被组织部门阻止。现在，中央组织部门的代表欢迎她回家。外婆的漫长等待终于有了结果。

　　可是，此时外婆的身体已经很差，中风和糖尿病已足以让她离不开医院。因此为了健康起见，她一定要去的瞻仰纪念堂时间被一缩再缩，规定和被纪念堂有过十年婚姻、六个儿女的外婆，把眼泪和呜咽一并吞下肚里。

　　在出发前两天，大家对她做起了工作：

　　姨妈，到了毛主席纪念堂，不能发出任何响动，更不能大声哭，这是纪律!姨妈，你一定要答应哦，不能哭，要听组织上的安排!我们就在您的身边。

　　外婆频频点头。她这一辈子是最遵守纪律的人，她听组织的话。

　　外婆的纪念堂之行是保密的。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外婆一行从位于北京西郊十里长街上的解放军总医院出发了。外婆用她可以活动的右手，紧紧握着一条精心挑选的白手绢。

　　外婆是坐着轮椅从面对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纪念堂南门进去的。妈妈和爸爸代她向北大厅毛主席坐像献上一个心形花圈，左右缎带上分别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