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剩男现象调查:昔日女胎被偷偷流掉扔进河里

　　魔高一丈

　　本已怀孕快5个月的杨凤林再出现在村里时，肚子突然变小了。“肯定又是个女孩给打掉了。”村里人窃窃私语。尽管猜想杨凤林可能做了性别鉴定和引产，但高沟镇计生专员陈桥对此也无可奈何。

　　“太难了，取证太难。经常是四个月后就来说，跟公公吵架了，要打胎，要么就跑到外地去，说磕了碰了，流产了。”陈桥说，乡镇干部两难事，计划生育宅基地，违建是取证易处罚难，计生是处罚易取证难。“他们是跟你斗智斗勇呀!”

　　到了2000年前后，引流产女婴泛滥引起了高层注意。田雪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十多年前我就写了文章，题目就叫《高度重视出生性别比可能带来的危机》，已经提到危机这个词。”文章发表后，国务院秘书长和其他领导都做了批示，国务院随即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国家计生委等部门参加，还请了几个专家来，田雪原在会上做了中心发言。接着，中央也出台了一些打击措施。

　　“2000年后，计生工作重点开始转向打击‘两非’，县计生委设立了‘打非办’”。 安徽某县打非办主任杨锋说：“说实话，打击效果并不好，需求太大，利润太高，简直是野火烧不尽呀!”

　　B 超刚普及时，黑诊所主要集中在县城和乡镇，“我下去，一次要收四五台B超机。96、97年，那时机器很贵，一台3万块钱，但也拦不住一个镇至少有一台。鉴定一次性别收60到80块。查出是女孩便宜点儿，查出是男孩就贵点儿，因为查出男孩就是一次性买卖，查出女孩他们还能通过流产再赚一笔。”杨锋感叹：“引产一次600多块，干两三个月就把本赚回来了。”

　　丰厚利润让这个“黑市”愈发火爆，县医院大夫、个体医生，甚至有些完全不具备行医资格的农民都卷进这个产业链中来。“黑诊所一般地点隐蔽，它们先散发名片，联系上就拉上车，车的窗户都用黑布蒙上了，看不到外面，车绕来绕去，几下就让你彻底丧失了方向。甚至还有的就在车上放一台B超机，流动作业，非常难逮住现场。”

　　“刚开始没有专门的规章制度，不知道怎么弄，只能摸索着干。”2005年，安徽在全国率先推行异地办案，开始赴外地打击两非。“这一是因为周边的被打掉许多，二是外出流动人口增多了。”杨主任所在县最常去办案的地方是北京市朝阳区。“先要带上介绍信去跟对口单位联系，去之前，由线人摸清情况，然后我们充当举报人的身份，举报到监督部门。再然后，就充当向导带着执法部门进行执法。”

　　在杨锋看来，异地打非基本就是魔道斗法，每次行动都像一部动作片。2007年，杨峰等人到北京办案，一行十几人开车到一个藏有黑B超窝点的菜市场查处。出于谨慎，办案人员中途就下了车，但还是被对方察觉，赶到现场时只发现了被藏起来的一台高档B超和价值三万元的药品。 “我们的车停在被查抄地点的两百米外，查抄结束后远远看见几个彪形大汉在拍我们的车牌号。我们回当地卫生监督部门办公室做查证的路上，被跟踪了。进了办公室，就被两个彪形大汉一左一右堵着门，一个镇计生专干被吓得腿哆嗦。”最终在监督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们才得以偷偷走后门，从地下车库逃出来。“出来后，大家惊魂未定，怕再被跟踪，打了个车到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大圈后，才敢拐回宾馆休息。”

　　安徽异地办案模式后来被推广。从此，一列列飞驰的火车载着全国各地的县级、乡级计生工作人员们驶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试图揪出导致本地妇女不断流产的“罪魁祸首”。

　　据“两非”案件信息管理系统统计，2007年7月到2014年底，全国共立案“两非”案件两万多起，破获1.6万件。杨主任所在县是打非先进县，两三个月时间，该县计生委的登记簿上就已经登记了约1500件黑B超案件。“但打掉的，相比逃脱的，只是极少一部分 。”

　　最危险的时候

　　刘伟忠不干计生干部已经快十年了，他所在的河南通许县玉皇庙镇，最火的时候有200人搞计生，除了正式在编的，还有许多“临时工”。“那时，计生是乡镇上最重要的工作，从派出所到税收人员，也都兼职跑计生。”

　　然而，计生干部后来逐步裁员，刘伟忠也被裁掉了。“不仅缩队伍，也转方式。2002年计生法出台是个分水岭。”安徽某县计生办主任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之前上面还搞了7不准，地方上就比较收敛了。要求以说服教育为主，吃药、上环、结扎自己选。再后来，引导孕检，把引产变成婚前服务，每次孕检还发脸盆、毛巾、洗衣粉。这十年又有新变化，还能查疾病，工作人性化了，老百姓也慢慢接受了新观念。”

　　在这些变化的后面，是中国人口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推行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中国的总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5.8左右迅速下降到了2014年的1.6左右，成为世界最低生育率。2015年春季，坐在阳光里，姬伟忠悠悠地说：“现在计生干部只剩下两三个，闲得没事干，几天开不出一张准生证，你想人家生人家都不生啦。”

　　出生率降下来，计生政策的负面影响却开始显现。曾参与制定计生政策的田雪原坐不住了：“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男性过剩，青年夫妇养老负担加重等问题，当时就预计到了，所以明确提出只搞一代人，不能搞成永久之计。”田雪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2009年，快到30年的时候，我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控制人口的目标基本实现了，政策可能产生的问题陆续都来了，为了避免问题过于严重，我们应该按照原来的初衷，进行政策调整。”

　　失衡的出生性别比较早引起高层关注。2001年发布《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2002年出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3年再颁布《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到了2005年，关爱女孩政策出台。2010年“治理性别失衡”被纳入到十二五规划，出生性别比从120的高位缓慢下降，2014年降到了115.8左右。“计生政策也做了调整，2014年和2015年，中央陆续放开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朝着这个方向稳步推进，出生性别比有望逐步走向平衡。”

　　然而对当代农村男青年来说，婚姻困扰并未缓解。“人们只看到出生性别比在下降，但这只是‘不正常’的程度减缓。”李树茁说：“就像是一个人得了病，感冒虽然好点了，但对身体造成的危害仍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只是症状不在了而已。”

　　在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过程中,这个判断得到几乎所有专家的共识:截止到目前，进入适婚年龄的还主要是80年代出生的人群，那时性别选择还没那么严重，但当到1990年代及21世纪初出生的一代人进入适婚年龄时，性别失衡的后果就将爆发式的显现，那才是最危险的时候。

　　“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是社会背负的‘高利贷’。”原国家计生委主任王侠说：“在灾难爆发前排除危情，是百年大计。”

　　(应被采访者要求，部分人名、地名使用了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