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36)
2月23日，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就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等，谈话100分钟(37)。看来，1976年一二月份，毛泽东尚能勉力作稍长些时间的谈话。因此，1月13日毛泽东作这段谈话的可能性较大。宽些推论，毛泽东这段谈话可能是在1月8日至28日之间讲的。推论截至1月28日，是因为这天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两件事”的谈话带有“政治遗嘱”的意味，照理不会不对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讲，但由于华国锋表示未曾听过这段谈话，所以谈话应该在毛泽东提议之前。
笔者这一推论，是建立在肯定毛泽东作过这段谈话的假设之上的。问题是，到底是否作过这段谈话?在缺乏原始档案或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将考证的焦点转向这段谈话的内容，不失为一个讨论的视角。透过谈话的内容，可以引起对毛泽东最后一段时光的心理分析和讨论，而这更具有解释学的意义。
完整版的“两件事”谈话，最值得注意的内容有这么几点：(1)对“文革”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2)“文革”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3)可能“和平”移交，也可能在“动荡”中移交，甚至可能发生“血雨腥风”;(4)现在的人和将来的人会如何对待这笔遗产，“只有天知道”。同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高昂情绪相比，这段话流露的毛泽东心理已不同往昔。他看到了党内和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现实，但又有些无可奈何。毛泽东很清楚，他的体力和心力都已很难再支撑“这件事” 了。
笔者以为，这段谈话与当时的事实相当吻合。九一三事件对毛泽东打击很大，他一方面“解放”一些被打倒的老干部;另一方面又反感把林彪问题定性为极左。看得出来，毛泽东的内心是矛盾的，既试图调整党内关系，又要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正当性。从1971年11月至1974年12月，毛泽东多次对老干部来信作出批示，或者解脱其囹圄之灾，或者指示安排其生活和工作，其中不乏受“大案”“要案”牵连的人物，如“二月逆流”中的谭震林、“彭陆罗杨”事件中的罗瑞卿、“杨余傅事件”中的杨成武、“七二○事件”中的陈再道。最突出的，莫过于恢复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甚至在1974年秋冬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和中央副主席。毛泽东不是不知道党内和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厌倦和抵触(前述毛泽东曾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过“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就是明证)，但或许他是想透过上述调整来消除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而实际上，可能他自己也已感到了疲惫，发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的指示(38)，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领导事实上是一定程度修正“文化大革命”极端政策的“各方面整顿”。
然而，1975年秋，“各方面整顿”方兴未艾，两封经由邓小平转呈的反映清华大学负责人迟群、谢静宜问题的来信，令视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再度敏感。毛泽东认为邓小平“偏袒”写信人，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指责邓小平“不抓阶级斗争”，“还是‘白猫、黑猫’”(39)。在他看来，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但是，不只是邓小平一个人，还有一批被 “解放”的老干部都心怀不满。他没有想到，“解放”了的老干部并没有稀释对“文化大革命”的情绪：“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40)正所谓“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1949年以后，只要定性“路线斗争”，毛泽东多以强硬和激烈的党内斗争直至社会运动的方式解决，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黄(克诚)，刘(少奇)邓(小平)，林(彪)陈(伯达)莫不如此。但是 1975年这轮“路线斗争”，毛泽东却采取了党内“打招呼”和“校园辩论”这种相对温和的方式。
1975年10月19日，毛泽东第一次批评邓小平，但只是要求转告邓小平“不要上当”，要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吴德和迟群、谢静宜研究处理。毛泽东说的处理，恐怕是指处理反映迟、谢问题的来信及问题，所以毛泽东的指示是：“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41)事情还限于很小范围。
28日，前述六人开会，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召集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再展开辩论;二是以来信为主要内容，在全校展开大辩论(42)。毛泽东同意的是第二方案。这一方案的关键，在于不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也就是不涉及邓小平本人。
11月1日晚，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既批评他转信的做法，也肯定了他前一段的工作(43)。第二天，毛泽东同毛远新谈话，虽然批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算账”态度，仍然要求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话，要他“开门见山”谈意见，“帮助”邓小平“提高”(44)。
毛远新同邓小平的谈话并不愉快，邓小平反驳了毛远新对他主持工作以来的形势和工作的否定。对此，毛泽东没有激烈的反应，只是要求扩大高层谈话的范围，增加李先念、张春桥、纪登奎、华国锋。毛泽东提议讨论“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还承认“文化大革命”也有不足，即“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并指示对邓小平“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45)
除了在中央高层“帮助”邓小平“改正错误”外，对党内老同志毛泽东考虑以“打招呼”的方式告诫和提醒。11月13日，他写了一则批语：“过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一些老同志要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个人”(46)。周、李、二胡和刘、李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 “文化大革命”后期先后复出工作的老干部，其中周荣鑫、胡耀邦、李昌、胡乔木等人直接参与了邓小平主持的整顿。11月26日，经毛泽东审阅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下发，再次向党内上层传达了他的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47)
到这时，毛泽东不打算以“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方式解决邓小平以及老干部的问题，而希望他们能够“转弯”，继续工作。一则李昌笔记也可以证明。李昌参加了11月16、17日政治局打招呼会议，毛远新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开一开好，谈一谈好。两个可能，一达到团结，一达不到。那也没有什么要紧，总是把问题提出来了。”“小平他是不抓阶级斗争……他有进步，不要急，也要帮助他熟悉文化大革命的历史。”(48)尽管邓小平提出中央日常工作改由王洪文主持，毛泽东仍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49)大概毛泽东在等待邓小平“回心转意”。即使邓小平拒绝主持作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毛泽东仍然没有放弃。直到1976年1月20日，邓小平再次坚辞，毛泽东还是表示：“小平工作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50)
这一轮“路线斗争”没有采取强硬和激烈的手段，恐怕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以毛泽东晚年的身体状况，再开展一场“你死我活，你存我亡”的党内斗争或社会运动，多半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心也不足了。二是毛泽东不希望改变九一三事件后中央高层的政治格局。“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位高权重，政治上平分秋色。九一三事件后，林彪集团垮台，按说应该是江青集团地位上升，其中张春桥也的确进了中央常委，与他们有关系的王洪文还担任了中央副主席，但1974年和1975年，毛泽东两度批评江青等人搞“四人小宗派”“四人帮”。同时，毛泽东让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后来还让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概毛泽东的设想是保持一种以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为中坚力量的政治平衡，以维持既不偏离“文化大革命”轨道、又不致再出现大的动荡的局面。如果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出局，这种政治平衡的格局就会被打破。所以毛泽东期待邓小平思想“转弯”，仍留在局中，虽然不再主持工作，但大致可以维系这种政治平衡。
1976年1月，周恩来病逝，邓小平的问题还在等待之中，中央的日常工作由谁来主持?据张玉凤回忆：“周总理逝世以后，毛主席情绪十分不好，烦躁不愿讲话。”(51)“总是在拨手指，考虑问题。还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52)。毛远新也说过，“毛主席当时在几个副总理中间翻来覆去地琢磨，最后选定华国锋。” (53)“烦躁不愿讲话”，“总是拨手指”，“翻来覆去”，看来毛泽东在犹豫、踌躇甚至焦虑。更让毛泽东焦虑的，可能是人事更替后的变数和“文化大革命” 的走向。历经十年“文化大革命”，党内和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不仅普遍缺乏认同，反而愈来愈不满;党内高层格局会不会改变，能不能支撑“文化大革命”的局面，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切殊难预料。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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