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群走后没多久，内勤便来招呼我去见林彪。林彪见我进来，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然后对我说：“你知道的，我身体不好，一提笔批字就紧张、出汗。那些(传阅)文件都是例行公事，我同意，你就替我写。”
也许是因为体谅林彪的身体，也许是因为不敢对林彪说不，尽管我从心底不愿意承担这件事，还是习惯地点点头，答道：“行。”
回到办公室，我把林彪的话原原本本记在张云生移交给我的登记本上。自此以后，林彪在文件上要批什么话或需要签名，便由我代劳。他的批语大多数只是“呈主席阅”、“呈主席批示”、“同意”、“完全同意”这几个字，很少提出独立的意见或建议，只要把这几个字练熟了，写像了，基本上就可以应付了。
从1967年3月到1971年9月四年多时间，由我替林彪批字的文件有400多件，写满了两个登记本，绝大多数是“呈主席阅”、“呈主席批示”、“同意”等几个字，林彪授意的批语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特别记忆，倒是叶群让我替林彪写的批语有几件我还记忆犹新。
向江青“致敬”
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外，江青是最爱批中央传阅件的一个。江青的批语往往咄咄逼人，迫人表态。林彪不爱听，秘书谁也不爱报。在秘书之间，只要一说“难题”来啦，就知道是江青又批出了传阅件。我办理江青的批件时也格外小心，与办理毛泽东、周恩来的批件一样，登记详细准确，即收即办。
由于林彪讨厌江青，一听是江青的批件就摆手，因而江青批示传阅的文件基本上是由叶群办理，只有叶群认为必须报告林彪知道的，秘书才向林彪简要说几句，生怕惹林彪不高兴。叶群常常拿着江青的批件唉声叹气，不知如何是好。不过她有一条原则，就是不第一个表态，不得罪江青，上推下卸绕弯子，总能想出办法搪塞过去。
1968年初，江青给林彪写了一个报告，提议成立中央艺术大学，自任校长。林彪不予理睬，叶群说“呈主席批示”，把球踢给了毛泽东。几天后，毛泽东把报告退给林彪，毛泽东批道：“江青不宜做此事”，把江青的校长梦打入冷宫。
林彪不爱搭理江青，叶群就自作主张，替林彪表态，林彪两次批示向江青“致敬”就是例子。
1968年3月的一天深夜，叶群从会场回到毛家湾，一进秘书办公室便急急火火地喊起来：“李根清呢?李根清!”
我来到叶群面前，只见她从一叠文件中取出两页写满字的纸，对我说：“来，你在这上面替首长批几个字吧。”
我没看清纸上写了些什么，但看出是陈伯达的手迹，上面还有毛泽东龙飞凤舞的批语和其他人密密麻麻的字迹。
“批什么呢?”我问。
叶群说：“就批‘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同志致敬’吧。”
听叶群说出这样的批语，我感到吃惊。我想，这可是替林彪写批语呀，怎么能这样称颂江青呢?于是，我脱口而出：“评价这么高啊!”
叶群并没有在意我这么说，只是指着那两页纸对我说：“你看看他们写的，首长的批语比陈伯达的低了不好。”
这时我才仔细看了那两张纸上的字，原来是陈伯达亲笔写给毛泽东、林彪的信，信的内容是送阅蓝萍(即江青)三十年代写的《我的一封公开信》，江青在公开信中述说她与第三任丈夫唐纳纠葛的一些事情，诉说她对当时社会舆论的不满。在陈伯达信的落款处，除江青外，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有的人还写了批语。陈伯达在信中称江青：早在三十年代“就不愧为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已经圈阅并写了批语：“我就是由此认识江青性格的。”
叶群见我看过信，说道：“这是碰头会一致作出的评价，大家都签了名，主席也批示认可了，首长的批语不能比陈伯达的低了，你就写吧。”
我心里实在不想以林彪之名吹捧江青是“革命家”，就又说：“这几个字我没练过，是不是明天请首长批一下。”我想，如果林彪来批是断然不会写这样的话的。
叶群说：“首长已经休息了，明天就来不及了，你就快点写吧，我还得拿着它赶回会场呢!”
我只好从命。叶群跟着来到我的办公室，眼瞅着我在“林副主席”四个字上划了个圈，顺势引出一条线，写上“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同志致敬”，欢欢喜喜地把陈伯达的信收了起来，接着又拿出江青那封公开信，悄悄嘱咐我：“你快点，把她这封信抄下来，越快越好。”我知道这是叶群耍鬼心眼，要留江青的“文字根据”，于是几分钟就把江青那封公开信抄完了，叶群赶紧收藏起来又回会场去了。
这就是叶群——“上面亲嘴，下面使绊子”，对江青也是如此。
过了半年，叶群又一次让林彪向江青“致敬”。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亲自抓刘少奇、王光美专案。1968年9月，专案组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江青在报告上这么写道：“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以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残、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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