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给我打电话，说小孩病了，正送往伊犁州的医院。”收葡萄时节将近，王红军在地里绑枝条。他放下绳子就往车站赶。
在伊犁州，医生用小锤敲了敲小喆的膝盖。一锤，两锤，腿没反应。再摸摸肚子，还有知觉。
医生拿起黑色碳素笔，在小喆大腿处标了一道1厘米长的横线。每隔一段时间，医生用10厘米金属棒在小喆的皮肤划一划，重新标记没触觉的地方。
被抬进重症监护室的小喆，头疼、腹疼、背疼，但一拍片子，头颅、肝胆、双肾等器官完全正常。
“好好的小孩，又没有什么病，突然整个腿没知觉，这谁能受得了?我脑子里想很多，想怎么会这样子，我到处问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疾病，速度这么快!”想起当时的场面，王红军语无伦次。
陈女士也难过：“小孩是你的也是我的，我愿意让事情发生吗，我会不好好照顾吗?”
“他脸色苍白。我很难受。”王红军眼皮下垂，表情回到了那个“只能发呆，只能等”的夜晚。
他坐在门外，一刻也没有睡着，不时起身趴在监护室窗户上。他知道，其实这看不到什么。
天亮了，小喆体温由36.5摄氏度一路飙升到38度。他的咽部已经充血，大小便也失禁了。
横线开始移动，没知觉的地方上升了。医院下了第一份病危通知书，这距病发不到一天。
病历的用词一个比一个扎眼：“患儿在住院期间随时可能病情发展，出现呼吸肌麻痹，出现呼吸抑制，死亡可能。”
父母决定马上送儿子去乌鲁木齐。车主坚持人满才发车，王红军一咬牙，把全部座位都买了。
从此地去乌市将近10个小时。担心司机犯困，他们不断聊着天。司机问小孩怎么回事，谁也答不上来。后座上，小喆躺在妈妈身旁，插着尿管，直喊背疼。
7月3日早上5点8分，乌鲁木齐一家医院收治了小喆。
横线逐渐爬到肚脐以上了。家人又被塞了两张病危通知书。
“小孩最近打疫苗了吗?”医生问。陈女士答没有。王红军不知道医生为什么问这个。
熬过28天，横线终于停在了肋缘，与心脏只剩3根手指距离。医生告诉他们，孩子得了急性脊髓炎，现在病情稳定，“没什么可以治疗了，双腿只能做些康复训练。”
曾经的一家三口并不死心，他们继续飞往北京。小喆已经没法坐了，他下身没有知觉，好像悬空着，如果不牢牢撑住座位扶手，身子就会下滑。
王红军叹了口气，当时，积蓄差不多花光了，机票钱都是借的。
这个37岁的男人第一次离开新疆。对于首都，他现在只记得医院旁边有些使馆，还有各种肤色的外国人。而对于乌鲁木齐，他的印象停留在10年前，曾在那当保安、后厨帮忙的两年时光。
北京医生也确诊小喆患急性脊髓炎。他被问了同样的问题：小孩最近打疫苗了吗?
“没有啊。”王红军查了家人拍照传来的疫苗接种本，最近一次定格在2008年10月20日。
他所经历的，一些人早已经历了
留守新疆的家人帮忙卖了葡萄。这一年，全家收入五六万元。王红军不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卖出好价钱了。
“疫苗”这个词在他心头挥之不去。回到村里，他去学校打听，果然，一个老师说，上学期期末学生接种过腮腺炎疫苗，一支20元。小喆的爷爷奶奶也想起，“孩子说过要交20元，但没说是干什么”。
2012年6月12日下午，这支由浙江卫信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减毒活疫苗，顺着针筒缓缓流进了小喆体内。接种是霍城县政府组织的，据称采取“知情、自愿、自费”的原则。
疫苗与孩子得病有没有关系?高中只读了一年的王红军没有想到，接下来的一年半，他掉进了这个医学漩涡。
拿到第一份“结论”是2013年5月，差两个月就是儿子病发一周年。这张抬头印着“伊犁州疾控中心异常反应调查组专家组合议结论”的纸，歪歪扭扭地手写了12行字，结论为“与‘腮腺炎疫苗接种’无关”。
王红军上网搜索资料，意外找到一个疫苗异常反应患儿家长的QQ群。群友来自贵州、湖南、山西等地。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两三百人。哎呀，现在有473人。”2016年1月，王红军翻着手机叫出声来。他屏蔽了大部分QQ群，只有这个群，还有一个医疗事故群，不断弹着消息。
他所经历的，一些家庭早已经历了。在公益志愿者、贵州家长苟先芬的印象里，几乎所有疾控中心都会先做鉴定，“结论多半是‘无关’‘偶合’”。
《南方都市报》也曾统计，接种疫苗后出现异常反应家庭，80%以上都被判定生病和疫苗无关。
“如果你认真写，真的‘无关’，我也认了。”今天提起那张“结论”，王红军还忍不住提高嗓门，“就12行字，把儿子基本情况、病情抄了一遍，什么分析也没有。”
活了快40年的他，突然连小孩日常姿势要怎么摆都不明白了。小喆早先躺着，但他很快发现，尿渍经常淤在皮肤上，而且躺着不能干别的事。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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