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当国家主席对林彪来说有没有实际意义,也不论国家主席之虚位到底有没有实权,就算林彪的心中确实暗暗有非分之想,也不能依想法念头入人以罪。指林彪“抢班夺权”,这一罪名的要害在于“抢”和“夺”,这是需要事证的。可是,恰恰在事证方面,迄今为止只有一个孤证,即叶群对吴法宪讲:“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仅凭此一孤证就想证明林彪曾“抢”、“夺”国家主席之位,显然是不足信的,更何况这一孤证的可信程度还非常之低。
其一,吴法宪“交待”的这句叶群所言是否属实,值得怀疑。至少它不象是叶群的原话,因为叶群对人讲话时从来不直呼林彪名讳,而只称“林副主席”或“101”、“首长”。更重要的是,吴法宪这个“交待”发生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不久的1971年10月21日,当时他刚被逮捕,正受到中央专案组的突击审讯。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里按最高领袖意旨设立的、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中央专案组之所为,恶名昭彰。怎能证明这样的专案组会对吴法宪网开一面、手下留情地“依法办事”,毫无逼供信之类的情事?如果并非如此,如此专案组搞出来的审讯结果能作为凭据吗?
其二,即便叶群确有此言,她的话也不一定能代表林彪的意见,更不能证明林彪有“抢班夺权”的行动。众所周知,叶群与林彪在生活、作风、思想、政治上都有不少分歧,叶群经常打着林彪的旗号办一些她自己决定的事,林彪并不知情。据“林办”工作人员讲,叶群私自搞来的许多文物字画、在毛家湾住地大院里修建的游泳池,林彪都不知道;甚至连林彪的爱女林立衡不堪忍受叶群的毒打折磨而自杀未遂,林彪也一点都不知道。“叶群为了控制空军,控制吴法宪,把一儿一女安插到空军,并背着林彪暗示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豆豆为空军报社副总编,是林豆豆在一年之后跟林彪说的。林彪大怒,熊了叶群……。”由此可见,叶群打着林彪旗号办的事并不等于都得到了林彪的指示。因此,如果把叶群说的那句话理解为“叶群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也颇有道理,但这样一来就不能给林彪定罪了。
其三,如果林彪真有此意,按常理他就应该给几个心腹大将都打招呼,可是现在掌握的情况表明,除了吴法宪一人从叶群处“听过”以外,林彪集团的其他几员大将及“小舰队”成员均不知此事,这就给此事的真实性打上了问号。同时,对“林彪往哪里摆”这样的需要众人支持配合的大事,叶群怎么可能只给吴法宪一人讲而不对其他心腹透一点口风?这也实在有悖常理,何况叶群生性爱唠叨,就象林办秘书张云生说的:“叶群的嘴像个破瓢,她是不肯保密的,特别是当她认为透点风声对自己有利的时候。”
其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即使吴法宪的这个“交待”万分可靠,那中央也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才得知的。换言之,在林彪死亡之前,中央并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证明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既然如此,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断定并指责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就是毫无根据的了。换言之,当毛泽东决定发动军队将领反对林彪时,他安在林彪头上的罪名,至少在当时,可能是“莫须有”的。
不仅“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一事根本就缺乏充足的证据,而且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直接、间接的证据,说明林彪不见得想当国家主席。林彪身体不好,据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主席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说他有病,身体不行,不能出席会议。毛主席说重要会议你来,一般会议让叶群代表你来参加就行了。”同时,林彪也不喜欢同外国人打交道。国家主席这一虚位元首的主要职能就是参加礼仪性的国事活动,连出席中央的会议都不情愿的林彪,怎么反倒愿意承担这一任务,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频繁地“受洋罪” 呢?
据在林彪身边担任警卫和生活服务工作的总参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李文普的回忆:“1966年7月林彪住大连,是汪东兴奉毛主席之命打电话到大连叫林彪马上回北京参加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后,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他曾几次流露不想干这种角色。”“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我们没有听到叶群讲过。从林彪的口中,我们倒听到他讲过连副主席也不愿当。他不仅这样说,也还有让毛主席当主席,他不当国家副主席的交代,我记得是叫于运深秘书写的。我们认为他不愿当副主席从他身体状况、不愿接见外宾和他对接班人的态度来看是有可能的。”
既然林彪连位高权重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都不情愿当,在当时“以党代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反动的多中心论”的体制下,林彪反而会去觊觎徒具虚名、无权有劳的国家主席职位吗?前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因为处理大跃进后遗症卓有成效而薄有声望,结果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只凭毛泽东的个人意愿就被拉下马来、迫害致死。林彪这个深明韬晦之理的人,岂能不懂死活地去抢这个坐着受罪、顶着危险的位子?
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不设和不当国家主席?
关于“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从1970年3月至8月间有过几次“最高指示”。8月25日他再次提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在这几次指示中,毛始终没有说明他本人不愿当国家主席的真正原因,从“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之说来看,似乎毛对国家主席频繁的国事活动十分厌倦。但是,他一直未说明,为什么他个人不愿意当国家主席,中国就不能设这个职位、就不再有国家元首?事实上,从他关于“因人设事”的说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完全把国家主席这一代表国家荣誉和国体尊严的职位看成是为他一人而设、可有可无的“形式”,他个人不喜欢承担国事活动的责任,就宁可国无元首。这种“朕即国家”式的霸道,反映出毛泽东根本缺乏现代国家的观念,将国事玩弄于个人的股掌之中。
毛泽东不愿意担任国家主席,恐怕不完全是害怕为国事礼仪活动操劳,因为周恩来明明已为他设想了解除这一后顾之忧的具体办法,他仍不肯改变初衷。那是不是其中有一些毛泽东连对政治局常委也无法明说的难言之隐呢?
国内对此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即毛泽东坚持不设国家主席只是为了不让林彪当国家主席,这种说法明显站不住脚。因为,毛若不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只需提名另一人即可,以毛当时万众拥戴、一呼百应的权威,必然会得到“热烈拥护”、“一致通过”。但毛显然不作此想。
国内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毛泽东担心别人当了国家主席后他又会大权旁落。“从1959年直到文革开始,随着中共中央主席与国家主席职务的分离,两者之间协调程度不断下降。同时,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却显得越来越活跃,其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在某些时候,刘少奇甚至成为事实上与毛泽东分工负责的最高领袖之一。这种情况本来无可厚非,从比较宪法的角度看,实权元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最高地位,甚至是唯一的最高地位,当属天经地义。但在我国,这却带来了国家实权元首制度的彻底崩溃,实权元首制度本质上与我国政治制度所规定的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地位相冲突,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必然地排斥国家元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在政治制度还不太完善,毛泽东的个人威望至高无上的情况下,国家元首的地位和作用过度扩张,并不是人们对制度和行为深思熟虑的结果,它必然带来国家元首制度的根本性崩溃。”这种说法从理论上讲有一定的道理,但还缺乏必要的事实依据,尚待进一步探讨。
如果我们摆脱在“文革”时期形成的思维习惯,抛弃“两个凡是”的观点,就会发现,毛泽东有关不设国家主席的言论不但算不上“英明指示”,而且完全不讲道理,十分霸蛮。这实际上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一次较为充分的暴露。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毛泽东硬把“设国家主席”与批判林彪集团联系起来、搅在一起了。林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到毛的赏识而得以爬上高位,干了许多不得人心的坏事。于是,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毛的无理便似乎变成了有理,甚至是有功。“庐山真面目”便被罩上了一层人为的迷雾。如果事实上“设国家主席”之争根本就不是毛泽东要打倒林彪的真正原因,那么真正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以上分析其实提出了一个探讨“林彪事件”真相的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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