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远新交代材料曝光:文革完全错了 彻底错了(图)

　　五、毛远新：先是抵触，后有悔悟

　　积极参与了“四人帮”集团阴谋活动的、特别是在“文革”后期担负着中央政治局与毛泽东沟通的联络员重要角色的人物毛远新，社会上曾有一些关于他在讯问谈话期间态度挺不好，尽把责任往毛主席身上推，自己什么责任都不担的传闻，但这不够准确。经过一段时间做工作，毛远新的态度是比较好的，若不是他的配合，许多问题查起来就很麻烦，且要耗去更多的时间。

　　“文化大革命”之初，毛远新在黑龙江省的伊春市，当时他还是主张对干部的问题要实事求是，反对怀疑一切，及打、砸、抢、抄、抓的做法。后来，他发现自己的认识，同毛泽东基本错误估计形势而形成的思想有矛盾。在和毛泽东交谈时，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观点，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他的观点随之有所改变。

　　这以后，他去吉林省延边地区，就指挥造反派和军队，血腥围剿和镇压了持不同观点的群众，狠整朝鲜族的各级干部，成为“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罪魁祸首之一。他当上了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委会负责人后，实际上成了东北地区的太上皇，甚至陈锡联、曾绍山等人，也要唯毛远新的马首是瞻。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就已经开始对毛远新进行保护审查。由于当时的专案组在审查中袭用了“文革”中的某些做法，大哄大嗡，硬挤硬压，严厉斥责等，尽管毛远新搞这套名堂也是老手，但别人用类似这些他熟悉的手段对付他，他也受不了。在那段时间里，他一言不发，采取了硬顶的态度。

　　我们接办这个案子后，严格遵照审理领导小组的指示，采取党内审查的谈话方式。对清查的问题，一律从他们犯错误和罪行时的特定环境、条件出发，实事求是，不强加于人；在与之谈话的过程中，采用探讨的方式，说理的方法，既耐心听取他的意见，也说出我们的看法；我们与他有了不同的观点，宁可等待下次、以后再继续谈清楚，也不顶牛，不争吵。

　　经过若干次交锋，毛远新不仅开口说了话，而且动笔写了交代材料，他自己得出的结论：“文化大革命错了，完全错了，彻底错了。”

　　他在谈论自己的实际感受时说：“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贯穿着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群众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与完全脱离实际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有时是公开讲话中就有差异，更多的时候采用各人都引用毛泽东的话，但引用的内容不同，说出的道理不同，结果是以各说各的，各干各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搞颠倒了，使国家落后的15年到20年，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害遭殃，使党和国家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在整个讯问谈话期间，我们对江青和其他被隔离审查对象的正当的、合理的要求，还是遵照领导上的指示，尽理予以解决的。

　　我们不仅在谈话时，主动过问他们吃得怎样，睡得怎样，学习怎样，还需要什么；而且叮嘱管理他们的同志，把他们的生活按规定标准搞好，晚上要关掉刺激眼睛、影响睡眠的强光灯。管理人员也经常征求这些人对伙食、卫生、医疗方面的意见，不断改进工作。我们了解到他们对报纸、杂志的需要，就增发了报纸的杂志。

　　许多重要的审查对象，他们对党在生活上、学习上的关怀和照顾都表示感激，痛悔他们过去对我们许多老红军、老干部、高级民主人士的折磨。

　　对于一些一时难以马上解决的生活问题，我们也向他们做解释说明。如江青提出奶粉冲的牛奶不好，希望改成鲜奶，当时供应鲜奶还不能产即实现，只能让好先将就一段。

　　然而对他们提出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我们也说明情况，不予同意。如江青提出，她住的房间，休闲活动和晒太阳的场所，各14平方米，太小了，她要求扩大到各 28平方米，共56平方米。我们明确告诉她，这办不到。但是，对于她要求从家里拿些衣服来穿，拿些东西来用，我们还是满足了她的。

　　还有一次，江青在谈话时突然对我们喊道：“我要平等！”我们问：“谁对你不平等啦？”她说：“那为什么我的桌子、椅子、床都矮一截？”我们告诉她：“那是为了安全，怕你从上面掉下来摔坏。”

　　“给我换掉！”江青声调更高了。“那不行，所有的人都如此，否则不安全。”“什么安全不安全，给我换！”“不可以。”我们平心静气。“不给我换就是不平等。我要平等，不要什么安全！你们混蛋！你们是邓小平的帮凶、刽子手！”她尽管这样嚷嚷，但我们是绝对不会迁就这种无理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