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融入这个城市,但有时候这个城市却容不下我”
同样在2012年,小梁的孩子降生了,这让他扎根北京的心有了动摇。自己在北京打工,孩子和媳妇在安徽老家,小梁心里多了一层牵挂,“最绝望的时候就是孩子生病了,自己在这儿干着急,一点办法没有。”
再过两年,儿子就要上小学了,“也许到时候我该考虑回老家了。”小梁说,孩子入学难、办证难、就医难,仍是困扰农民工最现实的问题。拿就医来说,现在农民工虽然能享受新农合惠民政策,可是由于异地不对接,在外打工生病了还是难以报销。“现在年轻,办证、看病问题都可以忍,但是将来孩子上学是个大问题,我不能让他像我这样荒废了学业。”小梁说。
有时候,小梁也感到很不公平:我们农民工为城市贡献了这么多,为什么难以享受城市发展的红利?为什么社会给予农民工的待遇,远远低于他们对社会所做的贡献?“我们农民工是一个很大的群体,控制大城市规模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不是能接纳我们的孩子,能不能让医保在全国通用,给我们解决后顾之忧?”
“最郁闷的就是,我能融入这个城市,但有时候这个城市却容不下我。”小梁叹了口气。说话间,列车轰隆隆驶出北京,车窗外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看着窗外的田野,小梁有些茫然。
“夜晚有灯光的房子,差不多都只有留守老人在家”
列车到达合肥站时,已近下午5点,天空黑云压城,眼看一场雨雪天气就要来临。小梁的家住在临近合肥的淮南市寿县三觉镇魏荒村,离这里还有一个多小时车程,要回到村里,还得辗转几十公里。
汽车进入寿县境内,丘陵和农田渐渐多了起来。“我们寿县出过两个成语,一个是草木皆兵,一个是鸡犬升天,历史上做过好几次都城。”一路谈起家乡寿县的辉煌历史,小梁显得兴致勃勃。
然而,比起历史上的热闹辉煌,如今的寿县显得有几分萧条冷清。寿县拥有135万人口,是一个劳务输出大县。仅是小梁所在的魏荒村,全村3000多人口中就有1300名外出务工人员。青壮年男子外出务工,妇女老人儿童在家留守,在寿县农村,基本上“家家如此”。
晚上6点多,汽车到达三觉镇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车窗外,天空中开始飘起雪花。据天气预报,安徽省将迎来30年来最冷的一次寒潮。3米见宽的村村通公路上空空荡荡,刺骨的寒意让人不禁瑟瑟发抖。
在公路两侧,一排排两层小楼错落有致,但亮了灯的却寥寥无几。“现在打工的大部分都还没回来呢。”小梁指着那一排房子说,“你看那些亮着一点灯光的房子,差不多都是只有留守老人在家。如果家里打工的回来了,那一定是灯火通明。”
小梁家也是如此。凭着这些年打工挣的钱,小梁一家也在村里盖起了两层小楼。但楼房大部分时间都闲置,一家9口人,一年到头只有岳父岳母、妻子和4岁的儿子偶尔住在这里。“我们老在说城市房地产的空置率,其实农村房子的空置率是最高的。”小梁打趣说。
“这种现象在农村很普遍,平时冷冷清清,一年里也就过年那几天热闹劲儿。”小梁说,“等到腊月二十几,在外打工的人都放假回家了。那个时候,村里就会堵车堵得跟北京一样!”
“现在回老家,最受不了农村的安静”
魏荒村有700余户人家,3600多名村民。据村支书魏敬业介绍,村里差不多所有的40岁以下的成年人都常年在外打工,只有过年才回家,“通常,只有很小的孩子和老人才住在村里。但大部分都会在五六十岁时回老家。谁想在大城市过一辈子?空气太差,生活太艰难。”
小梁的父亲也是这样打算。过了年,他将56岁,“很多工地都不收了”,他的最终目标是回到老家的两层小楼里,享受田园的宁静,自己种点粮食蔬菜,过着农民的简单生活,颐养天年。
但对于小梁来说,这种目标显然是自己无法接受的。“并不是说对农村生活没有感情,但是这种感情没有父辈那么深刻、那么依赖。”在他看来,父母那一辈人,土地曾经是唯一的经济来源,所以有安土重迁、叶落归根思想。而到了自己这一代,从学校出来就进了城里,从来没有依赖土地实现人生改变,生活习惯早已跟农村脱节,“家乡的牵挂不再是物,而只是人。”
“现在回农村老家,最受不了的就是太安静,一到晚上五六点钟,就只听见狗叫,安静得让人窒息。”小梁说,有时候晚上在村里散步,只有一些老头儿老太太在门口坐着,心里会涌起一阵悲凉感。这个时候,他总是怀念起城市夜晚的灯火通明。
小梁还记得,有一年过年他没有回老家,一家人在北京的建筑工地里过的春节。“外面很冷,屋里暖气很足,出门走几步就是超市,孩子在商场里蹦蹦跳跳,那次过年,我头一回感觉,在北京过年真好!”
“我们这一代,游离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但我们得奔着城市去”
如今,家里最让小梁牵挂的,是正在上幼儿园的宝贝儿子。虽然有妻子和岳父岳母在家带着,小梁还是不放心:妻子在老家一家工厂里上班,工作、孩子难以兼顾;岳父岳母年事已高,手脚已不灵便。
回家乡吧,收入锐减不说,一时半会还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留在北京吧,总归漂泊无根,孩子上学也是个问题。在家里,他是这个小小家庭的顶梁柱;而回到北京,他不过是70多万茫茫建筑大军中渺小如尘埃的一员,这让小梁有些进退两难。
“有时候,觉得农民工这个身份就像它的称谓一样,很矛盾。我是工人,也是农民,我的户口本上写的是农村户口,我还有两亩土地,我一年有300多天生活在城市,但是我过年需要回去,办事需要回去,孩子上学也需要回去。身份证丢了,我需要千里迢迢赶回老家补办,几天之内还得赶回来,疲于奔命。我生活在城市,但我的户籍,我的一切的关系,都总是在农村。”一口气说完这些话,小梁感到很畅快。
“我们这一代,还处于徘徊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一种游离状态。”小梁总结道,“但社会发展的趋势总是向着城镇化发展的,我们得奔着这个方向去,不可能再回到农村。”
小梁心中的榜样,就是自己的舅舅张士家——村里第一个出去闯北京的人。1991年,张士家第一次来到北京建筑工地打工时,人生地不熟,工作机会也少,经常被当做盲流到处赶,30平方米的宿舍常常睡七八十人,“有时候半夜出去撒泡尿,回来就没睡的地方了。”
跟着张士家一起的农民工,有的挣了点钱回家了,有的受不了离开了,只有他在北京一干就是20多年,坚守到了现在。这份坚持也让他成就了村里的许多项第一:第一个买BP机,第一个买手机,第一个买汽车……
“对于我们这种出去务工的,榜样的作用相当大。”小梁说,现在全村都在外地做建筑工,基本都是靠舅舅一手带动的——甚至小梁的父亲、弟弟、四个叔伯、三个舅舅、两个姨夫,以及大多数堂兄弟、表兄弟都跟着干了这一行。
“舅舅的榜样给了我这样一种信心:任何一个职业,只要你用心去做,都会有所成就。”小梁说,如今,他可以为了实现一个工期目标几天几夜不睡觉,可以把计划排得很细,正是得益于这样一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信念。
想通了这一层,小梁有时候也觉得先不用去瞎操心何去何从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做好当下的事。至于新的一年嘛,“希望自己能考一个建造师的证书,所以首先要拿下成人自考,弄个本科学历。然后,家人能够健健康康,工作有更好的业绩。”小梁说,“至于房子啊,车子啊,我想有一天都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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