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据薄一波回忆:在12月26日这一天,毛主席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及少数部长、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了生日。毛主席让几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跟他坐在一桌,其他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坐在别的桌子上。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随后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
本文摘自2010年2月2日《南方都市报》,作者单世联,原题为《毛泽东的三个生日——71岁生日与毛刘分歧》。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
毛泽东不是一个把自己的私生活看得很重的政治家,且延安时代他就在党内倡导“不祝寿,不送礼”的风气,因此尽管全国人在歌唱“大救星”的同时也在祝福他的生日,使得每年的12月26日成为一个特殊的日子,但一般地说,毛的生日在其政治生涯中并不十分重要。当然,这不是说他的生日并无可说之事,特别是在他的晚年。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汪东兴和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操办了寿宴,请了3桌人。据参加宴会的陶铸夫人曾志回忆:
不一会儿主席走了进来,他环视了一下四座,说:“东兴同志讲罗长子(瑞卿)和陶铸让我请客,好嘛,今天我就来请。李敏要同我来,我说你不下乡,李讷呢,李讷下乡去搞”四清“,她没有资格来。
突然主席扭头对坐在旁边的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主席不像是在开玩笑,室内的气氛顿时就紧张起来。我们相信,这决不是批评李富春……吃饭过程中,主席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晚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时间久远了,我已记不全主席讲话的内容,但有句很厉害的话我却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也没有,安静得怕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嬉笑斥责,根本不敢去做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刘少奇。(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2-433页。)
也参加了寿宴的副总理薄一波则回忆说:
在12月26日这一天,毛主席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及少数部长、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了生日。毛主席让几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跟他坐在一桌,其他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坐在别的桌子上。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随后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66-1167页。)
激烈措辞把寿宴的喜庆气氛一扫而空,这是毛借寿宴之名所作的政治示威,其背景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包括农村的“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城市的“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1964年12月28日的“十七条”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内容一律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简称“四清”运动),其起因是毛觉得刘少奇“不听话”、“另搞一套”。“四清”运动头绪复杂,其节奏由几份重要文件反映出来。
“四清”运动与刘少奇威望的上升
《前十条》(即《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彭真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1963年5月20日下发)是发动“四清”运动的第一个文件,中心内容是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要依靠贫农、下中农,以“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小四清”)的方式解决干群矛盾,并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 “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后十条》(即《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1963年11月14日下发)在进一步指出运动的基本方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挖修正主义的根子”的同时,对前一阶段运动中出现的过火行为作了纠偏,强调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防止扩大打击面。
《后十条修正草案》(即《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刘少奇主持起草,1964年9月18日下发)是对《后十条》的修正。1964年8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刘负责《后十条》的修改,同时成立“四清”和“五反”指挥部,由刘挂帅。《修正草案》把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很严重,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要求 “把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认真解决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再进一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还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
在此前后,刘还采取了一系列使运动急剧“左”转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向全国推荐由其夫人王光美提出的“桃园经验”,以抓“现行反革命”的方式开展运动。薄一波后来认为:王光美的报告“过分夸大了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说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支部书记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在《后十条》修正草案和这些文件、‘典型材料’的指导和影响下,从1964年秋铺开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急转直下,‘左’的倾向更为明显和突出。各个试点县都集中了上万人的工作队,完全撇开农村基层干部,在许多地方进行错误的‘夺权’,使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许多地方,甚至多次发生打人、捆人等现象,自杀、逃跑等事件经常发生……在重划阶级成分的过程中一部分群众也被拔高了阶级成分,受到错误的处理。”城市社教和工交领域的“五反”运动也严重偏左。(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59、1160-1162页。)由此生产了大量冤假错案。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