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晚年七次书信毛泽东表示反感“文革”(图)

　　10月1日，天安门城楼的古砖道上，宋庆龄紧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之后，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

　　10月17日，宋庆龄在罗叔章和邹韬奋夫人沈粹缜等人陪同下，返抵上海。宋庆龄每年均定期赴京“上班”。

　　11月9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宋庆龄，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当谈到参加开国大典的感受时她说：“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典礼。但是我的内心，却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欢欣。回忆像潮水般在我心里涌起来，我想起许多同志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得了今日的光荣。连年的伟大奋斗和艰苦的事迹，又在我眼前出现。但是另一个念头紧抓住我的心，我知道，这一次不会再回头了，不会再倒退了。这一次，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

　　“我已经看到了新中国——它的长度和高度，它的诞生和生命的开始。”（《宋副主席在沪广播演说，畅谈华北之行所得印象》，《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0日）

　　晚年怅惘

　　据何方先生撰文披露，1994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审查通过了党史编委会整理的关于宋庆龄建国后32年经历的材料。邓小平批示：“还是要去伪存真，敢于修正不实之处。”而陈云的批示则是：“宋庆龄的品质高贵，在于信仰始终如一，爱国、爱民、爱和平。不做违心事，不讲违心话。要尊重她这一点。”

　　宋庆龄先后两次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3月，宋庆龄给中共中央写信首次提出，1952年10月再次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同样要求。毛泽东对宋庆龄说：“你在政治上完全够格，在革命战争的岁月，实际已是党的优秀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做。有些事我们做不好，你做合适。我在党内说了：党的高级干部还要向你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革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还要大。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

　　1955年11月，宋庆龄给毛泽东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

　　1957年，宋庆龄又写信给中共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从1958年起，宋庆龄曾推病拒绝参加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委派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去做工作，宋庆龄只得继续参加。

　　1959年4月，宋庆龄在全国人大被推举为国家副主席。她先后两次推辞：“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才挂个名，作个样子，对国家不利。”她提议由李富春或乌兰夫担任。

　　据何方先生统计，宋庆龄在“文革”期间先后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失望。1967年8月、1969年11月、 1976年6月，宋庆龄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信中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1980年11月，宋庆龄给中共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一封信：“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

　　19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到医院看望病重的宋庆龄。胡、李问她还有什么要求，她提了两点：“我死后还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储蓄，办个福利基金。”

　　再未能相聚的宋氏兄妹

　　1981年5月14日晚，宋庆龄因冠心病及慢性淋巴细菌性白血病，病况恶化，体温高达40多度。5月16日，第五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

　　5月29日20时18分，宋庆龄在她的住所溘然长逝，终年90岁。宋庆龄病重时，亲属发电报希望宋美龄能回到中国大陆，在姐姐去世之前再见一面。宋美龄回复电报：“把姐姐送到纽约治病。家。”她没有签上自己的姓名。治丧委员会向在台湾和海外的包括宋美龄在内的亲属发出邀请，欢迎他们来大陆参加丧礼。5月 30日，宋美龄致函蒋经国：“月前廖承志……托陈香梅函报孙夫人病危，廖得彼方最高层同意请余赴北平，陈并告令侃希得以一复音，余听后置之不理。”

　　宋庆龄和宋美龄虽然都寿至当代，但由于政治境遇分道扬镳，即便晚年思念也因政治缘故无法相见。1969年2月，宋子安因脑溢血去世，宋家兄弟姐妹全数到场旧金山，独缺与子安感情最深的庆龄。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去世，宋氏三姐妹也未能聚首纽约。

　　宋庆龄遗体火化后的第二天，骨灰就运往上海，安葬在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园（现为宋氏陵园）。

　　命驾北上的宋庆龄，最终还是选择南归。这位早年的叛逆少女、青年的丧夫国母、中年的异见分子、晚年的国之瑰宝……自孙中山去世后“便不想见到阳光了”。沉静孤傲的宋庆龄，终于可以告别政治分歧的纷扰，告别晚年的孤独和落寞。

　　北京西城区后海北沿46号，宋庆龄同志故居——这个两万多平方米的居所，从1963年到1981年，一个“独处”的老太太与几十只鸽子和一群工作人员，度过了漫长的18年“北上”生涯。这里门前水波涟漪、杨柳轻扬，院内湖水环绕、山石嶙峋，原是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之父醇亲王载沣的府邸花园。晚年的宋庆龄曾向友人函诉：“我确实享受‘皇家的’待遇，尽管我并不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