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探”聂海芬被传受审 回应:正常上班(组图)

　　她的招数是：抓关键细节，把细节串起来去思考;然后通过调查去固定或者判断细节的对错。细节何来?完全就是张氏叔侄的供述。

　　办案民警吴伟说，要把每个细节像电影的慢动作一样，一个一个固定下来，如果形成一致的共同动作，“那么这就非常客观地反映当时的情况”。

　　张氏叔侄供称作案抛尸时听到水流声，但当地群众说，我们这条沟里平时没有水啊。聂海芬就带着侦查人员去调阅水文数据，看有没有下过雨，形成水流量，能让犯罪嫌疑人在抛尸时听到水声。

　　嫌疑人称强奸了受害人，但尸检没有任何残留物。聂海芬跟刑侦人员就去请教法医，法医分析说有可能啊，比如经一夜的水冲过以后，把被害人体内强奸的痕迹冲掉了。

　　聂海芬还做了多次侦查实验，比如找了辆货车从安徽开到案发地。

　　经过聂海芬及侦查人员的艰苦努力，基于口供形成的“客观事实”就这样拼贴而成，“她的时间都是精确到秒的，距离是精确到米的”，最终在参与办案的民警吴伟眼里：“无懈可击”。

　　“女神探”的一系列动作，让办案民警们佩服不已。然而，几乎所有的推论，现在看来基本上都经不起推敲。比如，受害人尸体未有被强奸的遗留物，是可能被水冲走，但也有可能根本没被强奸。

　　浙江省一位公安系统人士说，预审工作包括查明案件事实和判断有罪无罪两项主要职能，“既要查找证明证据打击犯罪，又要查找反证以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但往往以打击犯罪为出发点。”

　　聂海芬的问题是，只顾查实，忽略证伪。所有的方法，都是冲着证明嫌疑人有罪供述的合理性而去，“其实就是有罪推定”。

　　预审员：审查缺失

　　此次浙江高法翻案，判决书认为不排除第三人作案可能，尤其以比对上DNA的勾某某嫌疑最大。

　　遗憾的是，勾某某2005年犯下一起强奸(未遂)杀人案，作案手段与王冬案非常相似，该案审核人正好也是聂海芬，但在之前的审讯中她“未曾发现勾某某具有作案嫌疑”。

　　此前的DNA鉴定结论，虽已明确指向与张氏叔侄无关，但仅凭有罪供述，他们依旧被认定有重大犯罪嫌疑。

　　而最新的判决书中，最让人惊讶的是，当事人的有罪供述，系侦查过程中警方使用“牢头狱霸”袁连芳迫使诱逼作出。

　　而“神探”聂海芬用以推理串连的各种细节，均基于两位嫌疑人的供述;然后，她想方设法加以印证。

　　残酷的是，这些供述是当事人被迫捏造的。浙江高法的判决书确认，从同监犯获取及印证原审被告人有罪供述等侦查程序和行为不合法，本案“不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有以非法方法获取证据的情况”。

　　聂海芬是否对可能存在的非法取证完全不知情?在央视节目中，她说，“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下，经过突审，开口了，两个人都讲了。”

　　错误从侦查的一开始就铸就，而作为预审员，聂海芬本有可能也有责任发现并予以纠正。

　　与国外的预备性审理不同，预审在中国存在于公安机关内部，在1979年刑诉法和侦查、拘留等并列写入公安机关职能;1996年刑诉法修订时明确，“公安机关经过侦查，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案件，应当进行预审，对收集、调取的证据材料予以核实”。2013年开始施行的新刑诉法，这条规定原封不动。

　　自1996刑诉法第一次大修之后，公安机关开始推行“侦审合一”，聂海芬所带的预审大队，就隶属于刑侦支队。但无论分合，预审存在于侦查程序中，但有别于侦查且责任重大。在“侦审合一”后，对办案警察的要求是：既能侦查，又会预审。

　　1979 年公安部制定的《预审工作规则》称，预审人员的职责是，查明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查明犯罪情节的轻重，正确地认定犯罪性质和罪名，检验核实侦查所获的罪证材料是否确凿，“保证不放纵敌人，不冤枉好人”。按照浙江省公安厅徐定安的说法，预审承担的是破案后、移送起诉前对相关证据材料审核把关并形成诉讼卷宗的职能。

　　按照规则，预审人员对被捕的嫌疑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必须进行审讯，“对证人所陈述的事实，应当问明来源和根据”;对嫌疑人的申诉和嫌疑人提出的反证，都要认真查对处理。预审员在发现不应该逮捕的时候，还应立即报告领导人予以释放。

　　广州《羊城晚报》记者曾拿出聂海芬照片给张氏叔侄看，二人均很确定地表示，“没见过”。记者追问有无被女警官提审过，二人均坚决否认，叔叔说“从头到尾都没有女人审过我”，而侄子说，只有在提取DNA鉴定时，“一个女警员来给我取了指甲、毛发”。

　　南方周末记者在本案的案卷记录和一线侦查材料中，也没有找到聂海芬的名字。

　　在此案中，预审的一些禁止性规定，也没得到执行。最明显的莫过于，禁止刑讯逼供，而像袁连芳这类协助公安机关侦查的特殊人员，原则上“不得作为证人”。

　　作为预审员的聂海芬，成了“神探”。预审作为刑事侦查的第一道屏障，则不幸失守。

　　不过，在杭州的公安系统，不少人对聂海芬报以同情和肯定态度。有人就提到，她现在的职务还是大队长，依然在一线工作。

　　2011年7月，在浙江省广播电台的《我是党代表》节目中，这位现代“女提刑官”再次登场。节目举的两个案子，都是讲述她如何突破嫌疑人的心理防线，使其认罪伏法。

　　“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在节目中，她再次道出自己的座右铭。

　　但对于一个预审员来说，这句话作为座右铭是否合适?在5月6日《人民法院报》所载最高法副院长沈德咏的文章中恰好对这句话有所论述：“我们的观念中常有‘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的认识，但要有效防范冤假错案，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让无辜者获得保护，那就有可能会‘放过’一些坏人，这种制度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各方面都要有心理准备，这也是维护刑事司法公正、防范冤假错案必须要付出的代价。”